晓说高晓松经典语录
主要是你自己喜不喜欢看他的晓说，如果感觉看着一般般或是不爽，那就不用看了；如果看着可以或是很爽，那就看看；晓说，个人认为挺好的，可以让人知道很多在大众媒体中不容易看到的，毕竟人家的背景不一般，接触的人也不一样，知道的事肯定也多。所以看视频何必要在乎评论的多少呢，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高晓松晓说
高晓松晓说怎么不更新了
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家好，这里是晓松奇谈，我是高尼玛。今天让我们来看看新闻。近日，有人不给我采纳，于是把他打死了！太可怕了！快采纳吧！
高晓松晓说2019
高晓松的《晓说》收官一期已经播出，标题是《谢谢你们》。七年了，《晓说》这一档节目结束了，无数听众，又或者说是观众，心中不知有多不舍。《晓说》这个节目有点点奇怪，说是视频节目，但是用音频听起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说白一点，其实《晓说》可能更主要还是属于一档音频节目。
可是晓松自己好像并没有多少不舍得吧，至少我从最后一期中，是没有听出他对于《晓说》有多少依依不舍，这也符合常理，就像一家小店一样，你经常去到那家小店吃饭，觉得食品很美味，可是对于大厨来说，做了这么多年，他可能对于这家小店也有不舍，可是他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或者可以这样说，顾客对于小店的依恋之情可能比大厨的依恋之情还要重一点，会在一段时间内觉得很不习惯。
今天互联网上的音频节目很多很多，可是真正能够吸引人的作品，估计会有很多听众都会觉得比较少，甚至来说，比较稀少，特别是像《晓说》这种比较被大众接受的作品，并不是很多。有些东西是这样的，比如说罗胖的《罗辑思维》，在前期其实就有点和《晓说》有点相似，到后来，罗振宇觉得一期讲四十多分钟或者更长时间，可能效果不是那么理想，于是自己做了一个得到APP，每天自己搞一个小音频，就十分钟。而马未都先生的《观复嘟嘟》，因为马先生对于文物方面特别了解，所以主要是讲历史，文物外加他自己的一些所见所闻。想找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音频节目，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高晓松的最后一期《晓说》，采用了让听众们随机提问的方式。这种方式，在过往还真的是非常少见，开放性比较大，毕竟，如果你不找托的话，观众随机提问，你肯定没有多少时间来准备，回到问题肯定没有那么严密，第二，你没有主线索来说一件事情。其实《晓说》七年来，高晓松刚刚开始是一个人滔滔不绝，慢慢的到后面，就经常请嘉宾。这也符合常理，高晓松自己一个人说，那么什么事情都在自己可控的范围里面，哪里不知道，那就不说呗。可是一个人的缺陷，那就是你的视野有限，如果时间太久，观众会觉得你有点腻烦。于是慢慢的就经常请嘉宾，两个人，三个人来聊，有点像《铿锵三人行》，变成了一个访谈节目。
在最后一期《晓说》之前，高晓松做的节目是《三沙之行》，那时候已经过了四月，我以为那就是《晓说》的最后一期，后来高晓松还是来了一个告别仪式，发出了最后一期，那么，在这个最后一期的随机提问节目中，矮大紧先生又主要在表达什么呢？
首先肯定是感谢，感谢听众七年来的不离不弃，当然，离别之情并不是他最重要要表达的部分，他分享了择偶，科技与艺术，历史等方面的个人观点。高晓松个人的知识确实是比较渊博的，观众的各种问题，他也能够侃侃而谈，话里之外，还能聊一些自己的个人想法，七年来，他最擅长的事情，也是这方面，能够从一个知识点扯到另外一个知识点，而且还能顺利收回来，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生命观，也表达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些观点，他觉得离开《晓说》，他没有多少遗憾的事情，他觉得他肚子里能讲的东西，他基本上都讲完了。其实说是这样说，一个人脑海中的东西，很多时候其实是一种随机应变，是一种化学反应，是在讲的时候突然间根据脑海中的知识灵光一现。不过正如高晓松所说的，人出一出世就是一个欠债的过程，过去承诺的东西，未必能够兑现，这也从侧面说明，过去他说的想讲的一些东西，估计是讲不了了。
感谢高晓松，这些年来带给了我很多思考。《晓说》再见！
高晓松晓说2018。高晓松。
真实的生活是，认真做好每一天你分内的事情。不索取目前与你无关的爱与远景。不纠缠于多余情绪和评断。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晓说》。
晓说高晓松经典语录 。
信口开河、满身硬伤——指谬高晓松《晓说》20140221期《对越自卫反击战三十五周年》
讲真，一个搞音乐的讲战史，他敢讲也就罢了，你也敢信？他犯的错，都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这样的基本事实，即俗称的硬伤。这些硬伤绝非无关大雅，不少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很多吃瓜群众特别是高粉还把这些不实之词当做科普到处传播，以讹传讹，误导大众。全世界哪家的科普是这样满身漏洞的？不要侮辱科普这两个字可好？ 高晓松的义务帮闲请先搞清楚什么叫基本事实，什么叫细节，然后再出来摇旗呐喊敲锣打鼓不迟。
52分钟的节目，挑出来20几个明显的错误，奉劝以后凡是看到他吹历史，赶紧换台。
1，“奠边府战役的总顾问团团长是陈赓大将。”
陈赓于1950年7月7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代表（不是军事顾问团团长！）前往越南，帮助越军组织边界战役，11月4日返回南宁。 奠边府战役期间，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是原三野10兵团政委韦国清！1956年6月回国主政广西。
2，“越南北方大约只有3个正规师，后来又从柬埔寨前线调来3个正规师，”
1979年中越战争爆发时,越军在河内附近和北部一共部署了9个作战师、8个生产师、2个训练师、30多个独立团和1个空军师。而直接位于我进攻正面的有6作战师：316A师位于平卢 345师位于柑糖 3师位于谅山 346师位于高平 338师位于亭立 325B师位于先安（战中327师、337师、197团、46旅独立营向谅山增援），15个独立团，30余个独立营，54个公安屯，约十万余人（不含数量庞大，但无法统计的民兵）。利用山高、谷深、林密、洞多的地形特点，构筑工事，储备粮弹，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
3月初，越军第2军的304师和325师确实从柬埔寨赶回到了谅山以南，但并没有发起反击。3月8日，55军从谅山城区撤至扣马山、395高地一线，为了打敌反扑，专门等了三天，结果呢，越军不敢上来嘛。
3，“9个军打过去，6个军都是广州军区的”
11军、14军隶属昆明军区，13军、50军隶属成都军区，41军、42军、55军隶属广州军区，43军、54军隶属武汉军区。
4，“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是55中将，不配和许世友平级指挥。要调一个平级的杨得志上将来。犯了临阵换帅的兵家大忌，导致云南方向打得不够好。”
王必成之所以会被换掉，主要是他在昆明军区司令员任上卷入云南的派性斗争很深。文革时云南的群众组织分为两派：八二三无产阶级派简称八派、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简称炮派。王必成支持炮派，而13军、14军的主流都支持八派。听老人讲，13军回到云南，八派群众欢欣鼓舞，14军的同志也很高兴。打仗首重上下一心，才能指挥顺畅，八派的部队打越南，怎么可能让炮派的王必成来指挥？如果不打仗，王必成可能不会走。但是大战在即，主力又是支持八派的部队，那么王必成必然要离开。 八派14军在文革中进行了两次大的军事行动：镇压滇西挺进纵队和沙甸平叛，结果偏偏这两个事件后来都给平了反。搞得14军灰头土脸，严重影响了士气。炮派王必成走了之后，14军上下兴高采烈，再加上新上任的杨司令解散了所谓的学习班，让大家回去好好准备打仗，全军士气顿时为之一振。 至于云南方向打得怎么样嘛，可以说并没有受到所谓换人的影响。因为我军在实力上占据压倒性优势，换不换人其实无关紧要。代理杨得志职务的张铚秀也很好的履行了作为战役指挥员的职责。
5，“杨得志上将红军时期飞夺泸定桥”
飞夺泸定桥的是杨成武，2师4团，22勇士。杨得志是1师1团团长，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17勇士。
6，“杨得志在蒙自机场给营以上干部作动员，后来又生了病，西线作战由张铚秀指挥”
哪有这么简单？1979年1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对调，已经率部进行了两个月作战准备的王必成突然被调走，杨得志出任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西线总指挥。1月7日，杨得志乘飞机抵达春城，和王必成进行工作交接。杨得志见到王必成后说“我向军委提了建议，还是你合适些”。王必成回答“你也熟悉情况，还是执行命令吧”。云南方向的作战指挥就由杨得志正式负责起来。期间杨得志亲自勘察了3个军出击地域的地形，听取部队的情况汇报，审修作战方案。特别是1月14日，杨得志陪同副总参谋长杨勇、何正文、总后副部长张贤约到前线视察部队，检查战备情况，在四连山上拍板，以红河为13军和14军的战斗分界线，两个军分别在西岸和东岸作战。2月17日，战役发起，西线部队突破红河、南溪河，接连攻占老街、谷柳、保胜、西罗楼等要点，进展顺利。21日，军委指示昆明军区：要在柑塘地区打一个大仗，打一个恶仗，歼敌万把人。就在这大战在即的时候，杨得志突然的胃病突然发作引起急性左心衰，就此被迫离开指挥位置，职务由副司令员张铚秀代理，一直到自卫还击作战结束。
7，“一二三四野战军以及华北野战军”
华北的3个野战兵团直属军委指挥，并没有独立的统一的领率机构，不能称之为华北野战军。2011年2月，出版的该部战史就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部队战史》而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战史》。
8，“四野一直排到54军”
55军到哪里去了？55军在79年作战中共歼敌10509名，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集体和个人分别占16%和18%，以上指标均位居参战部队首位。时任军长朱月华，代政委郭长增。
9，“梁光烈调到昆明军区辅助杨得志”
梁光烈时任武汉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并未参战。
10，“41军、43军都是最后进攻海南岛的部队”
和43军一起打海南岛的是旋风部队——40军。
11，“一直打到最远处的谅山”
谅山距离友谊关18公里，高平距离那坡县、龙州县均约70公里，哪个更远？
12，“高平作战计划和济南战役计划一模一样”
高平战役是亚热带山岳丛林地进攻作战，济南战役是城市攻坚作战，作战样式完全不同，根本不具有可比性。
13，“我军装备不占优”
越南由于自身经济发展落后，工业基础薄弱,武器装备自行研制、定型、生产、列装的能力极低，主要依靠外援、外购和战场缴获。1979年的时候，只能说越军主力部队的步兵轻武器优于解放军（这点长处在解放军优势兵力面前已不复存在），在重装备技术兵器上（以炮兵为例），越军是根本无法和解放军相比的。
越军一个班：40火 班轻机枪 M79榴弹发射器各一，冲锋枪六，如果不满员，减少冲锋枪。 解放军一个班：冲锋枪三，半自动四，班轻机枪一。
越军军区炮兵团（二军区168炮团）：85加 122榴 107火各12门 越军师炮团：105/122榴 85/76加 共36门
解放军预备炮兵师所属团：152加榴/130加/130火/122榴/122加 36门 解放军军炮团：152加榴12门 122加12门 85加18门 解放军师炮团：107/130火18门 122榴24门 85加18门
越军：师属以上炮兵9个团 解放军：师属以上炮兵48个团 话再说回来，没有弹药的武器就是摆设，中越两军的弹药供应水平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打仗比的是几支冲锋枪还是大口径火炮？
14，“我军装甲兵部队好几天找不到了，步兵到了目的地，装甲兵还没上来，最后在一个河边找到了，因为过不去河。离进攻出发位置就几里地”
43军坦克团（-3营）和42军坦克团在向东溪穿插的途中，确实出现过把桥压垮和遇到过水障的情况。但是估计高晓松从来没有听说过装甲兵有运动保障队这个单位，而运动保障队就是用来克服障碍的。穿插途中的小河并没有耽误装甲兵太多的时间，42军坦克团17日19时进至东溪。43军坦克团1连9时50分进至东溪，全营10时许到达，2营则于18日8时到达。哪门子的几天后还在河边徘徊？ 而且正好相反，攻占东溪的恰恰是装甲兵而不是步兵，43军坦克团1营到达东溪后3个小时，步兵才跟了上来。15，“把步兵绑在坦克上进攻”
穿插东溪的坦克快速梯队由126师376团1营1连、2营、3营和43军坦克团（-3营）、42军坦克团2营组成，376团1营1连搭乘43军坦克团1营3连，376团2营、3营分别搭乘43军坦克团2营和42军坦克团2营。43军坦克团1营1连为尖兵连，不搭乘步兵，于进攻发起后2小时55分攻入东溪（2月17日上午9时55分），提前5分钟完成任务。中国坦克部队从布局突破沿崎岖山路迅速突入东溪，完全出乎越军的意料，越民也以为是他们自己的坦克，还向坦克招手致意。 至于搭乘坦克的步兵损失较大的情况，是上午8时许两个2营进至那岗、那悦附近时，遇到越军用树干、大石块设置的路障和道路两侧由40火箭筒、轻重机枪组成的交叉火网的猛烈射击，步兵伤亡80余人。这次损失主要是因为步坦协同中步兵如何搭乘坦克的问题没有解决好，一是人多，一台车上挤了20几个人，最多的搭乘了26人；二是方法不当，用背包绳把步兵和重武器绑在坦克上。结果遭到越军袭击时，步兵来不及下车战斗，坦克也不易发扬火力。 这种情况很快就被纠正，只是特例，不是普遍情况！
16，“山顶有越军一个排防守，我军用一个团进攻。”
有一个词军盲都不知道：战场容量，即作战区域范围内所能容纳和展开兵力兵器的最大数量。一个排就能守住的一座山能有多大？附近能容纳一个团？而且如果是海拔较高的山峰，越军的战术手段是扼守山腰和山脚，这样才能有效的控制道路，因为在山顶既不便于观察也不便于发扬火力。进攻一个排的越军阵地，我军通常的兵力为一个连，三比一的兵力优势，足够了。再科普下一个团的进攻正面和纵深：3-4公里和0.5-1公里。
17，“我军穿的都是胶底帆布的解放鞋”
普通解放鞋占一部分，主要还是经过加固的防刺解放鞋。
18，“攻克谅山打得很艰苦，我军遇到了越军的精锐部队，被越南反包抄，伤亡很惨重。”
进攻谅山是硬碰硬的攻坚战，当然不容易。但越军是处于被动防御的态势，且其兵力远远逊于我军，所谓反包抄是无稽之谈，我军伤亡也只是越军的一半。
19，“撤军过程到边境后，把不穿军装的民兵释放。”
在战斗过程中，我军确实释放过一些越方民军，但并不是全部释放。最后交换俘虏时，我国交还给越南的民军俘虏是471人。
21，“150师是丙种师”
60年代，我军曾经执行过大中小师的编制。1975年底开始执行甲乙种陆军师和摩托化师编制，没有什么丙种师。
22，“从北方来了大量老兵”
当时补充参战部队的老兵来自三个军区：济南、南京、福州。济南军区是北方，但和南京、福州之比起来，是少数。
23，“取消军衔之后导致指挥混乱”
这个问题要重点说明。军衔和指挥没有必然联系！
军衔的鼓吹者们，可以说是没有共军战史的常识，军衔如果那么重要，共军从土地革命战争一直到抗美援朝战争，都没有军衔，那是怎么由弱到强，夺取天下，把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的？共军战史已经证明了，军衔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和指挥稳定没有必然联系。所谓没有军衔导致指挥混乱，不过是他们自己脑补的产物而已。
那么，没有军衔的共军是怎么保证指挥不间断的？答案很简单，却没有多少人注意过，就五个字：干部代理人。
战前，要指定各级干部的代理人，以防战斗中干部伤亡导致失去指挥。干部代理人的人选，要在全连军人大会上宣布，要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公布，让干部战士都做到心里有数。战时一旦干部出现伤亡，代理人立即接替指挥。代理人也全部伤亡了又怎么办？共军的做法是号召非代理人选挺身而出，自动接替指挥；或者由上级临时指定。
比如： 117团2连在代乃阻击战中先是和116团6连并肩战斗，尔后继续坚守五天，打退号称“王牌”的越军316A师148团12次冲锋，毙敌291人，阵地始终屹立不动。战后荣立集体一等功，被中央军委授予“守如泰山英雄连”荣誉称号。我们来看看该连在战斗中是如何调整组织的：连长林贤睦牺牲后，副连长王顺蛟接替指挥；王顺蛟牺牲后，2排长杨金洪代理；杨金洪负伤后，由从后面赶上来的副连长李玉明接替；李玉明不久也负伤，3排长靳涛挺身而出指挥全连坚持战斗。在五天阻击战中，2连先后有14个正副班长代理排长指挥，及时指定了15名战士代理正副班长。 115五团3连在攻占215高地时，在九名干部有六名伤亡的情况下，1排长王久林挺身而出，及时调整组织，部署战斗，指挥部队坚守了已占的阵地。 120团7连1排攻打3号高地，带队的副连长刚冲上去就中弹牺牲，排长接替指挥，排长牺牲后，政委指定1班长指挥，保证了1排没有失去指挥。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多看点战史，对这一制度就不会没有印象，把军衔和指挥扯到一起的，只能说明对解放军战史的无知。
或许有人要问，你说的都是本单位的情况，熟人之间的情况，要是不同单位的陌生人遇到一起，没有军衔怎么识别指挥员呢？
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是陌生单位需要临时协同，解放军的做法是各单位领导碰头自报职务，由职务最高者负责指挥。举个最典型的例子：
361团后勤二梯队和部分战斗连队人员2月18日晚被阻于宗梅吊桥以西，当时一共有298人，来自19个单位，还有100多掉队的民工。陌生不陌生？够陌生了吧？但人家是怎么做的？不是因为陌生就各自为政，而是马上开会成立临时党支部，推举100迫击炮连指导员为书记，在他的主持下组织防御，各单位干部分工负责，彼此协同，当晚打退越军3次进攻，歼敌65人，尔后安全归队。看到没有？陌生是不是问题？
主动挺身而出是解放军历来主张的做法，在危急时刻，怕的不是因为陌生而互不服气争执不休，而是怕无人负责大家都送死。只要有人敢于站出来，大家都会自觉服从命令，毕竟谁也不想乱作一团坐以待毙。同理，就算有军衔，能识别等级最高者，可是他不敢站出来，这个时候军衔的作用连一张卫生纸都不如。
24，“150师448团回撤时被分割包围，被迫分散突围”
448团之败究竟是怎么回事？ 448团这次失败，是1979年损失最大的战斗，共有542人失散（被俘回归219名），丢失各种枪支407支。 被围的是2营，不是全团，增援的是1、8连，总参战兵力一个半营。 从条件上来说：敌情不明、地形不熟。 从中伏部队来说：带队的副团长胡庆忠一开始就牺牲了，剩下的副政委龙德昶、副参谋长傅某未能切实掌握部队，造成失去指挥。 从团、师、军工作组来说：团、师主张全团走大路，军工作组却要2营去走小路顺便搜剿；战斗触发后，团请示全团回援，师同意，军工作组否决，无奈只派了1、8连去接应，结果全部损失。 总而言之，在情况不明的地区让一个分队孤军行动，又没有采取有力的救援措施，是448团2营失败的主要原因。根本责任在军工作组。战后处理：两个副军长一个撤职一个降职 副政委党内警告。
25，“150师穿凉鞋上前线”
见17
26，”牺牲一个士兵才有三百元补助，牺牲一个军官才五百元补助。”
牺牲抚恤金是按照职务发放的，师职700、团职650、营职600、连排职550、战士500，民兵民工470。如果是病故则减少100。
1980年8月，又一次性增发抚恤金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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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中越战争史，兼习解放军其他历史时期战史，只有干货，没有水分。
微信公众号“南疆烽烟正十年”
高晓松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