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乐 萧红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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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西歧找神秘人 接这个任务然后去沙漠杀死指定的荒猪得碎片 在回来 你再与神秘人对话（保证你的物品栏中有1个25级座骑和一个4级伯乐）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续写了萧红的遗作《马伯乐》。对于中国文学，萧红和葛浩文各有不同方面的贡献，而跨文化“续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同样值得一番讨论。
如今，葛浩文在中国最为人熟知的身份也许就是“莫言的译者”。《红高粱》《酒国》《生死疲劳》《蛙》等众多作品均由葛浩文译成英文。除了莫言，葛浩文翻译的中国作家名单还很长：老舍、巴金、杨绛、冯骥才、贾平凹、李锐、苏童、毕飞宇、王朔……作为几十位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译者，葛浩文成为有史以来翻译中文小说最多的译者；从另一个角度说，他已是当今汉语文学与英语世界的最重要桥梁，因此他对什么样的翻译作品才能吸引英语读者（尤指美国读者）等问题，有长久的切身体验。
萧红（1911 — 1942），生于黑龙江呼兰县，原名张迺（nǎi）莹；幼年丧母，童年时由家人定下娃娃亲，19岁与已婚表哥私奔，21岁与作家萧军相识相恋，开始文学创作；24岁时，在鲁迅的帮助下出版成名作《生死场》，此后创作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1942年，萧红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
谈到葛浩文与汉语的渊源，萧红在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第一个让葛浩文“钟情”的中国作家，便是萧红。葛浩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专业是中国文学，以钻研中国古典小说、元杂剧为主。他的博士导师是诗人柳亚子之子柳无忌。写博士论文时，在柳无忌的建议下，葛浩文将研究对象定为萧红。他由此开始阅读萧红的 《呼兰河传》《生死场》等，很快被萧红的文字吸引，“美得不得了”，因此他觉得翻译萧红、写《萧红传》和萧红作品的学术论文是顺理成章的事。
“如果说，是萧红把我领进了中国文学翻译的大门也不为过。我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从萧红开始。”
电影《黄金时代》（2014）中的萧红（汤唯 饰）。
文学史上，续写“成功”的少之又有少，得到读者认同的就更少了。原因之一是，文学创作是一件很私人化的过程，情节和语言都受作者及其环境影响。葛浩文对萧红遗作《马伯乐》的续写，当然最终也要由读者来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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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张进
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出生于1939年，美国汉学家。20世纪60年代服役期间在台湾学习汉语，后获得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2011年，在纪念萧红诞辰100周年举行的“萧红文学奖”上，葛浩文的《萧红传》获得萧红研究奖。
续写：还是因为萧红
德国汉学家顾彬说：
“没有葛浩文，德文版的萧红是不可能出版的……他来德国开会，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门，萧红的门，然后，我和我的学生开始翻译萧红，我们翻译了萧红所有的作品。”
可见葛浩文对萧红的介绍不仅让美国认识了这位民国才女，也带动了其他语种对萧红的翻译。欧美之外，萧红在国内渐渐受到重视也与葛浩文的研究有很大关系。就在2014年，电影《黄金时代》讲述的便是萧红的坎坷一生。葛浩文的夫人林丽君认为，电影带来的一个负面效果是，让读者过于注重萧红的私人生活，对其作品多少有些忽略。这也是很多女作家的处境，包括另一位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就这一层面来说，葛浩文续写《马伯乐》，多少会让一些读者的眼光再度聚焦在萧红的作品上。
《马伯乐（完整版）》
作者：萧红 葛浩文（续）
续写译者：林丽君
版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8年9月
《马伯乐》虽然没能写完，却无疑是萧红最成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本书主要讲述了“胆小如鼠”的马伯乐在抗战期间不断逃离的故事。马伯乐生于青岛中产阶级家庭，成家后依然靠父亲的钱生活，对现实只有不停的抱怨却毫无作为。他的口头禅是“真他妈的中国人”，他也被称为“中产阶级的阿Q”，而“逃”近乎他的本性，书的脉络便是马伯乐在战争大背景之下的逃亡路线：青岛——上海——汉口——重庆。
近八十年前，1940年，萧红逃难暂居香港，开始写作此书；1941年，作品的上部在重庆出版。同年，她开始写第二部，并在香港刊物上连载，但写到第九章，萧红因病未能继续，且在第九章末尾留下这样几个字：第九章完全文未完。
1942年1月19日，去世前两天，萧红在纸条上写道：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由此可见，有人续写《马伯乐》或许正是萧红临终的一个心愿。但她应该不会想到，在七十六年后，竟真的有人续写了《马伯乐》，而且是个美国人。
在被问到为什么会下决心续写《马伯乐》时，葛浩文的最重要理由还是对萧红的喜爱。他说：
四十年来，我翻译了很多书，写了一些文章，没有一年离得开萧红的。写她的英文传，后来写她的中文传，在各刊物上发表关于萧红的文章，包括英文的和中文的，翻译了《呼兰河转》《生死场》《回忆鲁迅先生》等等。现在我人都快80岁了，还能做什么呢？萧红给我一个暗示。《马伯乐》的第九章结尾就有“第九章完全文未完”，她写不完了，怎么办呢？心里就想“葛老弟，你来吧”，我就硬着头皮开始研究。
情节：让马伯乐变成一个觉醒的人
翻译和写作并不是融会贯通的。在续写之前，葛浩文写过一系列的小小说，凑了100多篇，出了书。“书到我手里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是一个作家了，我有信心。我年纪也不小了，应该做一点别人能够夸我的事情，我就做了。”
客观来说，续写他人的小说实在不是明智的事情。由于文学作品具有很强的私密性，又涉及情节构思、语言风格等诸多问题，想续写“成功”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事。也正因此，续写作品往往得不到太好的公众评价。而葛浩文的续写还是用英文完成的，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首例，即用另一种语言续写原作。葛浩文用英语续写之后，其夫人林丽君将续文翻译成中文，这样才有了这本《马伯乐（完整版）》。在被问到是否担心受到非议，林丽君说，他们两人都习惯了被指责。“这个其实我们在英文版找到出版社的时候，就准备好被中国读者骂了（笑）。不过受到批评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我们已经习惯了。书评我是完全不看的。因为书已经出来了，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了，不可能改变了。”
虽然这么说，但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林丽君还是尽力贴近了萧红的语言风格。她表示，模仿与否是两种选择，因为即便是极尽模仿“也骗不了人的”，但为了让作品看上去更有统一性，避免让读者觉得格格不入，她选择了模仿。但是模仿萧红是件太难的事情。“萧红的语言很特别。不要说时间、空间的距离，她的语言跟同时代作家的相比也是特别的。”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沈阳出版社（1996）、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等《马伯乐》版本封面。
为了尽量达到想要的效果，林丽君说，她“先把《马伯乐》看了一遍，有个基本概念就开始翻译，翻完之后，害怕有些词太过当代，又把她的小说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尤其是人物说话的语气，包括形容词、名词，我会特别注意。我拿了一张纸，一栏全部抄写她的形容词，一栏是人物说话的口吻，另外一栏是名词。然后再一边看一边对翻译稿。”当然，她也坦言，“没有百分之百让萧红的语言文字重现”，但对于葛浩文和林丽君来说，续写的目的也并不在于完全重现萧红的语言。
续写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设置情节。马伯乐从汉口逃到重庆，在第二部第九章中已有明示，所以，葛浩文让马伯乐逃到了重庆，之后又让他从重庆逃到了香港。为什么这样设置？葛浩文说，这完全是根据萧红的人生轨迹写的，因为萧红也是从重庆到了香港。但作为一个美国人，想在小说里重现几十年前的重庆和香港，也是个难题。葛浩文是如何了解当时这两座城市的生存状况的？
“香港不难，因为我在香港呆了很久。重庆我去都没去过，所以我看了一些相关的书，但是确实没办法把它写活。这一部分是一个缺点。我的重点是放在人上，而不是地点。萧红喜欢写地点，像呼兰河，像上海。到了香港，我就比较熟悉了。萧红在香港待的时间可能不到两年，所以她也不可能去过香港的很多地方，因此我在写香港部分的时候，也不想老拖啊拖的。”葛浩文说。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等《马伯乐》版本封面。
在续写部分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桥段，在马伯乐逃到香港后，他去看了一场萧红的演讲。可以猜想，如果萧红本人继续往下写，大概不会设置这样的情节。因此，在创作时，葛浩文并没有太多束缚，而是更倾向于自由发挥。但在马伯乐的性格要不要改变这一点上，葛浩文在原文中寻找蛛丝马迹，并在萧红的其他散文中找到推测的依据，因此，在续文中，他让马伯乐变成了一个觉醒的人，一个有责任的人。这也许也是他对当时中国民众的一个期许。
中国小说传统：“从开始到结束就是这么一个人”
葛浩文几十年的人生都与萧红有着长期稳固的联系，而对萧红在美国的接受度，他自然有着最强的发言权。他说：“《呼兰河传》和《生死场》这两部的英文版是在1979年出版的，到现在还在印行中，还有老师给学生订。具体卖得如何，我也不知道。”说到这里，他接着说，“但是，美国对翻译小说没有中国对翻译小说这么热心。”其中涉及的文化与审美差异很值得一说。
《呼兰河传》
作者: 萧红
版本: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年11月
“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林丽君表示，这种悠久的历史可能是写作的一个负担，就像一个成年人去学东西，学得慢，远不如孩子，就像美国。“中国的传统小说，几乎没有一个注重人物心理描写的。”而注重心理描写的作品正是西方读者已经习惯的。她说，最近几年，韩国小说在美国非常流行，就是因为书里有很多人物的心理描写，西方比较容易接受，其中的代表是韩国作家韩江的《素食主义者》。
林丽君：这（缺少心理深度）是中国传统小说的特色，读者和作者都受了这个传统的影响，大家都习惯这么写，真正能写（好）心理的不多。这不是问题。每个国家的文学特色不一样。但是，西方读者要来接受我们的作品就比较难。比方说做菜，我们做这样的菜，他们可能不喜欢吃。
葛浩文也持相同的观点。“我老师柳无忌的专长是元曲。我对《三言二拍》这些比较熟。在这些书中，我注意到的是故事，人物是比较典型的，也不会改变，从开始到结束就是这么一个人，我蛮喜欢的。到了胡适那时候，作家开始受外国影响，像巴金、矛盾、鲁迅，他们开始写一些心理变化。到了现在，又开始回到原来的那种以故事为主的写作方式。这不是缺点。不仅仅中国是这样，别的国家也是，有的重点写风景，有的重点写故事等。不过我觉得《红楼梦》不是一个特别好的novel。‘Novel’是一个西方观念，它的结构、人物基本是那样的（有其规律），作为章回小说，《红楼梦》是了不起的。”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张进；编辑：西西。题图为《黄金时代》（2014）剧照局部。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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