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 果园城记经典语录
著作书目《谷》（短篇小说集）1936，文生《里门拾记》（短篇小说集）1937，文生《黄花苔》（散文集）1937，良友《落日光》（短篇小说集）1937，开明《野鸟集》（短篇小说集）1938，文生《江湖集》（散文集）1938，开明《无名氏》（短篇小说集
是不是太多了
这个应该属于现代文学的范畴吧
作家或群体 时间 代表作家作品 特点号与不足 贡献与意义
冰
心
1924年
1925 年
《山中杂记》
《往事》(二) 将各种小动物人格化，个个形象生动，十分可爱，也是冰心爱的哲学反映。
以新颖精妙的艺术构思和细腻传神的心理描写，将去国远游赤子思乡之情描写得酣畅淋漓。 冰心“爱的哲学”，是当时问题小说的思想内容之一，她用自己的爱来唤起美好的世界，用“爱”来化解人世间的丑恶与卑劣。
瞿
秋
白
1922年
1924年
《饿乡纪程》
《赤都心史》 以深厚的热情，通过活生生的事实，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真实情况，使无数的读者对这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无限向往之情，两部散文将游记、议论、抒情产生为一体，善于刻画人物内在精神面貌。 这两部散文是我国现代文学中以社会主义思想作指导，反映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联情况的杰作，是最早用艺术形式报道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情况的作品，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报告文学的范例。
李
大
钊 1918年
1919年 《解放后的人》
《五峰游记》 篇幅短小，耐人寻味，古朴、雅洁。
钱
玄
同 1918年 《随感录八》 擒纵自如，从容自在，汪洋而少含蓄。 现代“美文”的较早尝试。
鲁
迅 1919年 鲁迅《自言自语》
周
作
人 1921.6.8 《美文》
《乌蓬船》 平和超凡 中国文学散文创作进入自觉时期的一种体现。
冰
心 1927
1922 《笑》
《往事》 优美的抒情散文“精丽”、“典雅”、“纯语”。 最早引起反响的美文。
郭
沫
若
1923年
1927年
《月蚀》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在充满浪漫色彩的描绘里，深蕴着浓厚的象征。但散文里依然留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些“剪影”。以事实为题材，对现实生活进行了剖析，语言敏锐尖辣。 激发了人们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满腔怒火，真实地再现了那淡淡的人生和漓淋的鲜血。
公开揭露了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的反动面目，为当时迷恋于蒋介石的人擦亮了眼睛。
郁
达
夫 1924年
1928年 《零余者》
《感伤的行旅》 或浓或谈地表现出孤独苦闷和伤感的色彩，只能让读者从消极方面认识时代的阴影而缺乏使人向上的思想内容。用叙写社会风貌、湖光山色来反衬大革命失败之后的残破局面和民生的艰难。
朱
自
清 1922 年 《匆匆》
《春》
《荷塘月色》
朴实中透着华丽，
叙述中包含理机，
“漂亮”、“缜密”。
体现了“五四”退潮期知识青年对未来的追求探索。
郑
振
择 1925年 《离别》 清爽 缜密有致、朴实天华。
朱
大
枬 1936年 《血的嘴唇的歌》
《少女的赞颂》 异常细致的心理描写和形象比喻。 象征、比喻手法的一贯到底。
师
陀 1934年
1938年 《欲夜》
《铁匠》
《黄花台》
《看人集》 散文中的写景、抒情、写人有虚有实、虚实结合，对话简练精到。 师陀往往通过渲染气氛来获得预期的艺术效果。
叶
圣
陶
1923年
《没有秋虫的地方》
《匆匆》
构思精妙，寓意隽永，主旨高远，表现了作者的分辨才能。
它象诗一样形象、精炼、富有抒情性和节奏感的音乐美；又如散文一样，于自由、洒脱之中包含哲理，亲切自然。 作者寄情于景，借赞美虫的秋之乐，表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怀念，对扼杀生机的文化专制不满。表现了“五四”青年知识分子对未来的追求以发泄现实中无所适从的空虚和惆怅。
朱
自
清
1924年
1925年
1927年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背影》
《荷塘月色》 全景式的直接描叙贯穿全文，有一种朦胧中显真切的感觉，犹如“雾里看花”。
以生活中实在的事例，起伏的记叙，平朴无华的语言来表达伟大的爱。
用综合的感觉体验来传达审美对象的特质，除了写视觉形象还从嗅觉听觉等方面进行审美。 在爱与美的追求，同对丑恶的现实发生的激烈的冲实中构想出新的世界，以反衬的形式显示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
以真实的感情拔动了读者的心、强烈的共鸣感动了读者。
鲁
迅
1924年
1925年
《秋夜》
《记念刘和珍君》
《朝花夕拾》
以象征的手法，借景抒情，以物言志，但冷俊，清寂、肃穆的景物描写，却显示了彷徨的心绪。
以抒情和议论为主，笔法严谨、准确、朴素。
具有广泛的社会内容，思想丰富而深刻，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但思想不很成熟，处于突变前夕，此文集语言优美、洗炼，清新刚健，感情激越。 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是一篇寓意深刻，战斗性很强的文章。
是一篇讨伐敌人的战斗檄文，给“沉默”的民族以警钟，也是激励“猛士”前行的号角。
它是我国散文艺术从内容到形式的一次变革，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开拓了现代散文的表现领域。
茅
盾 1926年
1925年 《雷雨前》 以暴风雨前的闷热难忍的窒息气氛，象征反动派统治下黑暗的社会现实，人们焦躁地等待着雷雨的到来。 作者对革命胜利的心声也是千千万万劳动人盼望革命取得胜利的心声。
.写好字一篇内质不错的文章,如果面目（字迹）可憎,其分值往往不理想.为何?其一,字和卷面差,按评分要求要扣分,其二,试卷的面目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阅卷者打分的情绪.美观整洁的书写是文章最好的外衣,它对阅卷者评分
小燕子妙语录 功课一：走进一间房，四面都是墙， 抬头见老鼠，低头见蟑螂。 功课二：昨日作诗无一首，今天作诗泪两行， 天天作诗天天瘦，提起笔来唤爹娘。 功课三：门前一只狗，在啃肉骨头， 又来一只狗，双双打破头。 还珠语录 是虫儿叫，哎吱哎吱（恃庞生骄，爱之适以害之） 花间一壶酒，不坐不相亲（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面店、生姜（西藏、缅甸、回疆、准噶尔） 山路走完了有水，柳树落了有花（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化力气为浆糊（化戾气为祥和） 鱼家瓢虫（鳏寡孤独） 从哪儿拿，还哪儿去（取之于民，还之于民） 老天爷撒的网，逃也逃不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噗吱噗吱（彼此彼此） 鱼粗鱼细（呼之欲出） 乐得像老鼠（乐不思蜀） 小燕子口头禅 累死事小，饿死事大， 要头一颗，要命一条。 烤猪格格（还珠格格）。 一人做事一人当。 国有乾隆，谷不生虫。 祝大家长命百岁，脑袋不掉。 化力气为浆糊 出了半口气，报了半箭之仇。 小燕子的诗词歌赋 师傅眼睛圆又圆，一拳过去少半边，大家笑得乱糟糟，皇上一哼静悄悄。 对子 钟鼓一萝卜（锣钹） 绸缎一萝卜（罗帛） 陈述一萝卜（罗白） 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咩！ 水牛下水，水淹水牛鼻，哞！。
小说人物形象
在乡村社会背景下，芦焚小说里出现了两类主要的人物形象。
一类是受尽欺压，乃至被残杀而永无申冤之日的小人物， 如《头》里的孙三、《牧歌》里的雷辛、《谷》里的匡成等等。《头》里的孙三是个受压迫的乡村小人物，无辜遭人陷害，被诬与别人勾结，偷了庞局长的无匹骡子，结果被军警杀死，人头被挑回来，钉在村里的槐树上示众。小说通过村人的议论，从侧面写出孙三永远无法得到申雪的冤枉。
另一类是历尽人生险恶，到头来却落得茫无从去向者，如《过岭记》中的老兵，《人下人》里的叉头，《鸟》里的易谨等等。这些人物，虽然其身份与个人经历不同，但无论是中途踬覆的过客，浪迹归来的游子，还是酒徒、女巫、寡妇，其精神气质都是强壮的、倔强的与和平的，他们都具有一副潇洒而极为倔强的风貌，宛如一身仆仆风尘却仿佛永远不能歇脚的过客。他们走出去时是一颗伤感的心，回来时还是一颗伤感的心。
在这两类人物身上，都注入了作者强烈的反抗精神，前者表现为一种死不瞑目的冤魂的抗争，后者则表现为一种孤傲的藐视与远离。
作品特点
师陀的作品深沉淳朴，擅长描摹世态人情，刻画社会风习，有时带着诙谐与揶揄的情趣，却又流露出淡淡的哀愁与沉郁的情调。文笔纤细，叙述简约，笔锋蘸满了感情，善于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他的作品虽然缺乏强烈的时代精神，但对于社会黑暗现象的揭露与憎恶，对卑微小人物的同情，跃然纸上。早期作品较多地取材于农村。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以后逐渐转向描写城市的中层社会。在创作上对于作品艺术风格与意境的追求，怀着浓厚的兴趣。有些作品虽然对旧社会进行了揭露与控诉，但未能深入地发掘社会黑暗的根源。
师陀称不上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散文创作巨匠，他在文坛上的成名也得力于小说而非散文。但他的散文诚如他为第一本散文集《黄花苔》命名时说的那样，“是野生植物”，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一直执拗地充满生气地开放着。
师陀散文中，除了写故乡农村的一些篇章之外，最多的当推人物小品了，它们也应受到我们的重视。师陀散文创作的基该方法是属于把散文当小说一样的写。他的前期散文创作成果《黄花苔》、《江湖集》和《看人集》就已基本定型，大多是采用小说笔法来写的。
其一：以乡村中国和平民关怀的题材为主。师陀是一位在30年代初期进入文坛的作家，当时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已从北京转移到上海，西方文化和革命思潮的影响特别明显，整个文坛可以说比以往更为开放、多变，商业色彩比较浓厚。而北京毕竟是个有着浓厚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古都，在文化取向上仍趋于守成和稳健，文学意蕴突出，少见商业和政治味道。因此，像许多京派作家那样，师陀深受这种纯文学氛围的感染，并出于对文学政治功利性和商业性的不满、对现代文明入侵后的乡土中国的变化怀着矛盾的心态，而尽力尝试避开时代的滚滚潮流，毅然将创作重心转到文化观照和反映最普通现实的中国民生之上。且看：
在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谷》中，悲惨故事系列的描写充分展示了黑暗而罪恶的旧世界，看到30年代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过岭记》中对长工茨儿的描写与寄托美好梦想，体现作者对劳动人民精神美的发掘、对其不幸遭遇的同情以及对压迫者无休止的精神与肉体折磨的谴责。另外，《果园城记》反映了20世纪初到抗日战争前日益凋敝的中国封建乡村小城的生活场景，让我们更多地体会师陀对原始质朴的乡村习俗和平凡生活的认可：《果园城》中的小城温馨宁静，充满诗意，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生活悠闲自在，颇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似牧歌般动人，连路过的旅客也不禁伫足而观，为之叹息不止：多幸福的人！多和平的城！寄寓了作者对和平安定的向往和认同。同时，作者热衷于发掘美好的人情和人性，力求在淳朴的文学世界中实现纯正文化的复归：《邮差先生》中的邮差热心体贴、尽职尽责，即使你忘记贴上邮票，也愿意帮你垫上，那种信任和善解人意着实让人心头一热；《期待》中的年迈夫妻虽然知道儿子已经不可能回来，却仍然坚持在“等待”中生活着，每天在餐桌上安放着一双筷子，甚至担心着他的胖瘦……浓厚的亲情顷刻间表露无遗。
在师陀一系列短篇小说中，不难发现，他总是有意识地选取富有代表性的人情百态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物作为叙述对象，带有浓重的乡土情结和平民关怀意识，这恰恰从各个侧面反映出当时那个黑暗绝望、该诅咒的乡村中国的历史与实况。因此，乡村中国和平民关怀也就成了他写作中极有代表性的题材，也最能给人震撼力。
其二：作品着重靠诗意的抒情或是优美而富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形象，再现生活的场景，少有惊险的情节，抒情味和讽刺味突出。《桃红》中被守旧母亲耽误了终身大事的老处女素姑，本是个“像春天般温柔、看见人和说话时总是婉然笑着，走起路来像空气在流动似的”可爱少女，却不幸从聪明伶俐、年轻貌美变得呆板苍瘦、憔悴不堪，犹如书桌上《漱玉词》中的诗句“人比黄花瘦”所述。青春逝去、爱情无望、生命褪色，其处境不正像一朵即将凋谢的“黄花”吗？此刻，一股悲凉之情立刻涌上读者心头。又象《头》中那个卸任局长，作者以讽刺的笔调，紧扣其生理特征，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个可憎可恶的丑陋形象。再看《谷》中对阳光毒辣的描写是“太阳是把大熨斗，单就脸皮烙烫”，马上使人真切感受到反常天气的可怕。
由此可见，作者的语言文字及刻画功夫相当纯熟，往往三言两语足以准确、生动、传神地表现人物个性和场景，是京派作家注重文学功力，讲求“文章之美”的体现，也是京派作品具有比较强的可读性的特色表现。
其三：恪守从容节制的审美趋向，作品基调含蓄而矜持。我们知道，京派是以学院文人为主体的，追求作品“和谐”的艺术美，少掺杂政治感情色彩其中，崇尚节制与内敛。因此，他们笔下尽管出现了许多悲剧，但往往作了艺术处理，能够控制住情感的强烈宣泄。师陀曾说：“过于悲惨的世界，不忍把它们赤裸裸地摆出来示众，也不想让别人明明白白的看见。”于是，在《果园城记》中，他以朴实的感情、滞重哀痛的基调和抒情的语言，仿佛一个说书人在向你娓娓道来一个个凄凉而又亲切的故事。没有鲜明的感情色彩，却使人承受了感情的重压；在摇撼心灵的描述中，让人深刻感受到血泪的控诉，从而自觉地向那黑暗而窒息的社会发出诅咒。
读了师陀的作品，你会发现，他是个滞留城市却未忘情于乡村的叙述者，写作总是突出乡村文化背景，总是赋予平民百姓更多的关怀和热情；无论写人写景，似乎都着重从平凡的人生中细细品味，寄寓自己的人生理想。读着读着，你会被那带着哀伤的抒情基调、荒凉的自然界和辛酸的人事所打动。在当今和平和发展为主旋律的年代里，读着这样的作品，仍能感同身受，也许这正是师陀以及京派作家作品的魅力所在吧。
1、《官场现形记》李伯元2、《孽海花》曾朴3、《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4、《南社丛刻》南社编刻5、《人境庐诗草》黄遵宪6、《老残游记》洪都百炼生(刘鹗)7、《尝试集》胡适8、《女神》郭沫若9、《沉沦》郁达夫10、《呐喊》鲁迅11、《繁星》》冰心12、《雨天的书》周作人13、《志摩的诗》徐志摩14、《寄小读者》冰心15、《彷徨》鲁迅16、《野草》鲁迅17、《死水》闻一多18、《背影》朱自清19、《在黑暗中》丁玲20、《倪焕之》叶绍钧21、《啼笑姻缘张恨水22、《缘缘堂随笔丰子恺23、《新月诗选》》陈梦家编24、《鲁迅杂感选集》鲁迅著，何凝(瞿秋白)选编25、《望舒草》戴望舒26、《烙印》减克家27、《子夜》茅盾28、《家》(《激流三部曲》之一巴金29、《边城》沈从文30、《南行记》艾芜31、《死水微澜》李劼人32、《大堰河》艾青33、《湘行散记》沈从文34、《画梦录》何其芳35、《上海屋檐下》夏衍36、《萍踪忆语》韬奋37、《包身工》夏衍38、《骆驼样子》老舍39、《黄河大合唱(组诗)》光未然40、《呼兰河传》萧红41、《屈原》郭沫若42、《十四行集》冯至43、《给战斗者》田间44、《速写三篇》张天翼45、《小二黑结婚》赵树理46、《传奇》张爱玲47、《小城风波》沙汀48、《风雪夜归人》吴祖光49、《白毛女》延安鲁艺工作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王斌执笔。马可、张鲁、翟维作曲50、《穆旦诗集》(1939—1945)穆旦(查良挣)51、《财主底儿女们》(上下)路翎52、《果园城记》师陀53、《王贵与李香香》李季54、《围城》钱钟书55、《人生采访》萧乾56、《雅舍小品》梁实秋57、《曹禺剧本选》曹禺58、《保卫延安》杜鹏程59、《红旗谱》梁斌60、《射雕英雄传》金庸61、《茶馆》老舍62、《关汉卿》田汉63、《青春之歌》杨沫64、《白洋绽纪事》孙犁65、《城南旧事》林海音66、《阿诗玛》李广田、公刘整理67、《创业史》柳青68、《红岩》罗广斌、杨益言69、《燕山夜话》马南邨70、《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71、《李自成》(第一卷)姚雪垠72、《台北人》白先勇73、《家变》王文兴74、《将军族》陈映真75、《郭小川诗选》郭小川76、《哥德巴赫猜想》徐迟77、《解放区短篇小说选》多人78、《百合花》茹志鹃79、《四世同堂》老舍80、《随想录》(1—5)巴金81、《重放的鲜花》多人82、《傅雷家书》傅雷83、《干校六记》杨绛84、《芙蓉镇》古华85、《白色花》绿原、牛汉编86、《九叶集》辛笛等87、《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汪曾祺88、《棋王》阿城89、《北方的河》张承志90、《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91、《活动变人形》王蒙92、《平凡的世界》路遥93、《北岛诗选》北岛94、《红高粱家族》莫言95、《古船》张炜96、《南渡记》宗璞97、《余光中诗选》刘登翰等选编98、《蒲桥集》汪曾祺99、《白鹿原》陈忠实100、《舒婷的诗歌》舒婷
师陀(1910-1988),原名王继曾，字长简，河南杞县柿园乡化寨村人，现代著名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他常用的笔名有“芦焚”(1946年前)、“师陀”(1946年后),还使用过“君西”“康了斋”、“韩孤”、“佩芳”等笔名。
他1910年3月10日生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青少年时代，先后在农村私塾、杞县第一小学、开封省立第一商业学校、省立第一高中文科读书。在开封求学期间，思想进步，爱好文艺，开始阅读不少文学作品，曾与志同道合的同学创办小型刊物《金柝》。1931年秋到北平，“九ー八”事变后，抗日怒潮席卷全国，他加入了“反帝大同盟”。以写标语，游行示威，到工厂、学校宜传，写报告文学等多种形式参加抗日活动。
1932年1月，他开始在“左联”的《北斗》等刊物上发表(《请愿正篇》和《请愿外篇》,反映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同年5月，他与汪金丁、徐盈合办刊物《尖锐》,鞭笞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并在创刊物上发表文章，热情歌颂“五ー”国际劳动节，向劳动人民致以同情和敬意，发出“被压迫者的嘶叫”号召被压迫者“起来，到尖锐的旗帜下”。其后，他又在现代、文学、文学季刊、申报自由谈、大公报上发表一批具有进步意义和独特艺术风格的小说和散文。如小说《谷》、《里门拾记》、《落日光》,散文《黄花苔》等。反映三十年代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表达了对旧社会的强烈斥责。1937年5月，他的短篇小说《谷》与曹禺的剧本《日出》、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同获《(大公报》第一届文艺奖金，他本人也在“几年之间成为中国第一流的作家”。
1936年他从北平到上海，分别在鲁迅、巴金、曹禺等人联合签署的《中国艺术工作者宣言》和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人联合签署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上签名，表示自己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热情拥护和加强文艺界团结的强烈愿望。
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1941-1947),“心怀亡国之悲愤牢愁，长期蛰居上海。”尽管生活十分清苦，但他从不为汉奸报刊写片只字，保持了可贵的民族气节，当发现汉奸盗用他的笔名发表文章时，他立即公开驳斥，揭穿敌人阴谋；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则多方热情支持。他节衣缩食，买来一些进步书刊，便拆成单页卷到汉奸报纸里寄往抗日根据地，并经常为新四军第四师的《拂晓报》和豫皖苏边区文协出版的《文化战线》撰写文章。这个时期他的作品，多是讴歌广大抗日军民的献身精神和英勇气概的，表达了自己同侵略者斗争的决心。如短篇小说《野马集》、《无名氏》:散文集《江湖集》、《看人集》、《上海手札》;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在当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发动内战，窃取人民的胜利果实，他及时提醒：“这些单纯的、可怕的、而又顺从的人们——那些汉奸、暴发户当然不在其内…。假使将来必须跟过去一样受苦，仍然没有自由……。中国的战胜和战败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将来的希望又是什么呢？!”号召人民群众起来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
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上海戏剧学校教员、上海文化电影公司特约编剧，出版了长篇小说《结婚》、《马兰》,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电影剧本《历史无情》和同名长篇小说，与柯灵合作改编的话剧本《夜店》等。其中《果园城记》和《夜店》曾受到文艺界的重视，显示了作者多方面的创作才华。
建国后，他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专业作家，上海市第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上海市文联理事、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历届理事。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河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1950年他到河南许昌参加土改，1952年又到山东莒县农村体验生活，1956夏到东北参观访问。他多次深入工厂、农村体验生活，与人民群众有了广泛的接触，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投身三大革命运动，写出了许多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作品。如散文《开封散记》、《陇海线上》、《南湾》,短篇小说集《石匠》:散文、历史小说、历史剧合集《山川历史人物》。1957年他出访保加利亚，写成《保加利亚行记》、,热情歌颂了中保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五十年代末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主要从事历史剧的包作。剧本《西门豹》、《伐竹记》曾被誉为“笔墨干净、口语犀利、笔头生花、逸趣横生”的佳作，。此外，他还创作有电影剧本《农村钟声》、《洋场狼群》、《蒋平阶诗稿系传》等。
十年动乱期间，他长期遭受迫害和折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专业作家职务，任上海作协副主席.他不顾年迈体弱，又开始了新的创作生活。他重新编订《芦焚散文选集》、《芦焚短篇小说集》， 并对旧作作了再版校订、新版序言，在许多刊物上发表总结自己创作经验的文章。逝世前的几年中，他独具风格的作品，越来越被国内外广大读者所重视。对他的思想和创作的研究，己取得了初步的发展。 长篇小说《结婚》被美国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评论为“真正值得我们珍视的作品”，《里门拾记》、 《春梦》、《恶梦集》等作品在国内和香港地区正在重新出版。正当师陀同志老骥伏枥、笔耕不辍，继续为我国文学艺术作出贡献的时候，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88年10月7日以78岁高龄病逝于上海。中 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亲为治丧，于1988年10月19日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追悼大会。他那一生热爱 祖国、热爱人民、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品质和对我国文学事业所作的重大贡献，将永远为人民所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