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说说

官场说说

村落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村名是历史的活化石，每一个村名都蕴含着诸多的历史文化信息。对村名、地名由来的考察和研究，是弘扬中华历史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文化工作者的时代担当。    

                                                  　　　　　——题记

枣强村名研究六十三：

 

 

古代官场礼仪的见证

——说说接官亭

 马金江

 

在枣强县城新华西街往西过索泸河北王庄桥，枣冀公路路北有一个叫接官亭的小村。2006年统计有62户，200人，367亩耕地。

遥想当年接官亭 网络配图

村名为什么叫接官亭呢？相传，当初这里村南东西大道旁，有个接送官员的亭子——接官亭。山西移民迁居此地建村后，就以接官亭作为自己的村名。
用“接官亭”作村名，是较为少见的。不仅在全县500余个村中是唯一，而且在全衡水市5000个村庄中，它也是唯一。这正是物以稀为贵，名以少为显。
接官亭，是古代交通大道上的重要建筑标志，是古代迎送离职、到任官员礼仪性活动的场所。从名字上你就可以想象到这样的场景：新知县到任，当有人马护送。而在接官亭处，县衙的下属官吏，县城的名流士绅，都到这里恭候迎接。新知县在接官亭穿上新官服，接受旧知县移交的大印，交接完毕后，新官队伍入城到县衙的阵势......
有的人问，枣强的接官亭为什么在城西？而不在城南或城北呢？这得从枣强古代隶属与官道说起。
现在的枣强县城这个地方，过去叫刘马村。原县城在往东三十里的旧县村，因闹洪水整个县城被淹，所以在金天会十年（公元1132年）搬迁到地势相对较高的这里。至今已有880余年，这是其一。其二，枣强从唐代起一直隶属冀州管辖。而冀州城就在枣强正西不到15公里。枣强通冀州大道就是过去的老官道。所以从金天会十年至清末（1132年—1911年），700多年来，每任来自京城或真定府的知县、知州、知府，来枣强就任或巡视，都要在此举行接待仪式。这就是接官亭在城西的原因。
有资料说，1938年8月，枣强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第一任县长是邢台肥乡县人王东初，被冀南军政委员会派来枣强。为了保密和安全，由邢台绕冀县就是沿着这条“老官道”在接官亭旧址接头，以暗号为约到县城赴任的。
据上年纪的老人讲，1950年代以前枣强通冀县的老官道，是一条宽10余米，深一米多的道沟，能两辆马车并行。这道沟的形成是1938年为搞好平原抗日，共产党民主政府发动群众挖掘的。当时村与村，乡与乡都挖有这样的道沟（交通壕）。在道沟中行走隐蔽，不易被发现，也阻滞日伪军的扫荡，方便游击战。而现在笔直宽敞的枣冀公路是1980年代后才修建的。
需要提起的是，在接官亭旧址东面曾有一座叫十方院的大寺庙。是接官亭周边阴家庄、东西潘曈、五里铺、张家庄、马均寨、葛庄、大小郭庄和江庄十个村捐资修建的，故叫十方院。十方院有山门、有大殿，供奉的是释迦牟尼和观音。清末民初建有一座小学。1946年—1947年在全县破除迷信运动中十方院被拆。

还需要提起的是，别看接官亭村小，明清保甲制时曾是西关地方分统的14保之一“接官亭保”所在村。当时管辖着接官亭、老官里、马均寨、史家庄、孙家庄、河头村、五里铺、郭家庄、小郭家庄、小杨家庄10个村。民国后不再是政治中心村。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属宅城乡（公社），1996年撤乡并镇后至今一直属枣强镇。
最后要说的是，接官亭由于紧靠县城，早在10年前就纳入县城规划建设。如今接官亭村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几十栋高层现代住宅构成的新型社区——丽景蓝湾小区。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计划的实施，一些新民居社区会不断出现，一些古老的村庄会不断消失。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一些承载着自然、历史、文化、故事、情感和乡愁的村名是不该消失的。我们应该敬畏它，并应设法保留下来。因为它曾是我们生命的起点，是我们情感的寄托，是我们回家的路标。
（本文撰写中参考了张占生先生的部分资料。）

作者简介：

 

马金江，笔名马蹄疾，号炳烛斋主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主任编辑。1948年10月出生，河北省枣强县人。曾当兵在部队17年，职至正营，转业后一直从事广电宣传工作，曾任枣强电视台副台长，执行总编。枣强县新闻高职第一人。

主要著作：

新闻作品集《棘城跫音》，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10；

语言研究《熟语溯源》，中国民航出版社，2004.1；

文字研究《汉字由来三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8；

读书笔记《炳烛斋闲话》，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12.10；

散文集《鳞片集》，线装书局，2016.6。

真是诡辩家啊！ 有的领导应该看看这些文字！ 可是， 领导有时间看么？ 民主，也就是说的老百姓，只有民主，老百姓掌握权利，才是遏止腐败的杀手锏。

没有什么新的

一身正气的海瑞。海瑞在明朝官场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异类”，看到他的个人形象，不禁联想起300多年后的早期曾国藩，都是以孔孟之道严格约束自己，对待周围的人亦是如此，不同的是曾国藩在家守孝两年期间通过反思之前的所作所为幡然醒悟，彻底认识到了自己为什么为官期间屡屡碰壁，与周围同僚总是产生口角或争吵，这都是因为自己总是拿“圣人”来标榜自己，一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样子，这无异于在黑恶的官场中树立一盏耀眼的明灯，必然招致整个官僚系统的冷嘲热讽和排挤打压，认识到这些以后痛改前非，出山前非常虔诚地给以后要打交道的所有官员写了一份言辞诚挚的信函，连长沙县县令都考虑到了，正是这次大彻大悟让曾国藩在之后的仕途道路上越走越远。

可惜的是，海瑞并没有认清这一点，自始自终以儒家标准要求自己，以祖宗法典处理事务，在整个文官集团的贪污舞弊已经成为潜规则的情况下，毫无疑问他的这种做法不为官僚阶层所理解和接受，只会被他们看作一个另类。从个人角度来看，海瑞无疑是一个忠君爱民的忠臣形象，在史书上名留史册，而整个大环境来看，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造成轰动的效果，顶多只是平静的湖面刮过一阵清风引起的一丝波澜。

海瑞尽管拘泥古板，不近人情，但是情商绝不低。在淳安任知县期间，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在去往总督府的途中经过淳安，作为直属上级，其他县官都用超过朝廷规定的规格以好酒好肉招待额外还赠送盘缠，而海瑞不仅按朝廷规格接待，在知晓其对驿站的接待人员百般挑剔后，派衙役拘捕扭送到府衙，亲自审讯之后派遣官差将其送到总督衙门，并附带一封写给胡宗宪的信件，信里说此人目无法纪，呵斥驿卒，身上携带如此大量现金白银，这样不肖子孙怎么可能是正直清廉的总督的儿子，现交给总督发落。如果他是死脑筋，完全不必这么麻烦，直接押解大牢按大明律处置即可，可见他还是注意总督的名誉。

海瑞最可敬的地方在于终其一生始终保持斗士的姿态，无论是身处低位—在家乡海南岛当普通教师，还是在南京任二品大员期间，不论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都没有违背过自己的良心和原则，自始自终以君子的作风要求自己，这比大多数表面上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上贪污受贿的伪君子强太多。

一代名将戚继光。在《明朝那些事儿》里戚继光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影响，凭借自己的卓越才能从底层一步步爬到当时武官的最高级别—总兵，其人生经历可谓是草根创业史。戚继光的出生并不高贵，他的父亲只是当时一个普通的县官，但是为官非常正直清廉，从不行贿送礼、营私舞弊，但是这样的一个好官并没有因为其高尚的品德和情操而获得仕途上晋升，戚继光从他父亲的经历深刻认识到一点，生活在这个时代，就必须按照这个社会的“规矩”为人处事，父亲去世后，他接替父亲的职位，开始了与父亲截然相反的做官原则。

他上任以后，迎来往送都超规格接待，每一个考察的官员他都以金银厚礼相送，对待上级亦是如此，并且傍了首辅—张居正这个参天大树，这种“和光同尘”的做法让他获得了同僚的认可，加上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显赫的战绩让他一路官运亨通。戚继光作为一名武官能在文官为主要力量的官场上突破层层障碍获得武官所能得到的最高殊荣，毫无疑问与他的“入世”原则有莫大关系，正是因为他深谙官场之道，清楚这个官场运转的政治哲学，要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离不开文官集团的鼎力支持，作为一支非正式武装的旁系力量，更需要得到核心权力层的认可和支持。

戚继光的处境和第二次出山的曾国藩很类似，同样都是官军人心涣散、战斗力极差，迫于形势另起炉灶建立新的地方武装力量，曾国藩组建了湘军，戚继光则建立了常胜军—戚家军。在为官处事的原则上，两人也非常相似，以一种积极、谦虚的姿态融入官场体系之中，按官场默认的潜规则处理事情，与整个文官集团保持高度一致，在对待工作上依然以超高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只是将这种同流合污的做法作为官场生存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个人的理想和抱负，也就是将倭寇赶出东南沿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