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想她的说说
病情分析： 如果喜欢她，就给他自由，祝她幸福。 指导意见： 分手了就不要强求，给自己一个独立发展的空间。多关注学业事业，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充实提高自己，日子就不那么难熬。 女生不会喜欢死缠烂打的男生，祝福她，同时提高自己，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女生，而不是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人身上浪费青春。如果你们真的适合，你提高了自己，他会主动回来找你的。
妈妈不在家时，我想她的时候可以给她打电话，说一百遍想妈妈，实在想的难受还可以肆无忌惮的哭出来。
可是现在啊，我想你的时候既不能对你说，更不能哭，绝对绝对不敢让你知道，小心翼翼的不敢露出来一点我想你了的马脚。
你大概永远不会知道我是有多么多么多么的喜欢你吧。
她是真的喜欢你，否则不会这么逗你。一味地喜欢一个人有时候会失去自我。他不让你说想他，那是假话。他内心深处自然希望你也想着他。
他再努力的挑逗你
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前，一份赔率名单把一个中国女作家推向公众视野。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在问：残雪是谁？曲折的人生经历，“中国卡夫卡”的美誉，已然让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低调作家赚足了大家的好奇心。
2019年10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公布，残雪的名字并未出现，但关于她的讨论尚未退潮。不过，在这些讨论中，文学似乎缺席了，人们更关注的，是她得过什么提名、和中国文坛的关系、与哥哥邓晓芒的哲学交流，还有那些语出惊人的对中国文坛的批判。
如果把话题拉向文学的维度，我们就会发现，残雪的特别只有在中国的语境下才成立。因为中国的主流是现实主义者和伪现实主义歌颂者，是很多小巴尔扎克、小陈忠实和小张爱玲，而很少有残雪这样卡夫卡式的作家。但残雪在世界上，又是不特别的。因为20世纪以来，世界不缺乏卡夫卡的模仿者，世界充满了意识流、表现主义，如果我们读过亨利·詹姆斯、伍尔夫、乔伊斯、品钦这些人，就会发现，残雪只是一个来自东方的模仿者。
对残雪的讨论里，文学缺席了
文 | 宗城
本文首发自凤凰网文化
残雪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她被写入了文学史，却和中国主流文坛关系冷淡。她被布克国际文学奖、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和美国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提名，并获得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在国际上享有声誉，但在中国，当莫言、余华等人获得大众声望，残雪却仍是一位小众作家，往往文学院的听过，但文学院之外的人根本不认识，直到这次诺奖开奖前，残雪出现在博彩公司赔率榜单并一度高居第三，人们才发现：噢，原来中国还有这么一号人物。
但奇怪的是，在对残雪的讨论里，文学缺席了。人们说起她，谈到的只是她得过什么提名、她和中国文坛的关系、她与哥哥邓晓芒的哲学交流，还有她那些语出惊人的对中国文坛的批判，但很少人正面谈论残雪究竟写了什么，她的作品到底是怎样的。当“中国卡夫卡”这样的口号泛滥，残雪却成为一场造神运动中模糊的符号，评论家不怎么读她的小说，就妄下断言，这并不是严肃的文学态度。
残雪的文学是分阶段的。她首先是先锋派，然后在九十年代初，当昔日的先锋返回现实主义，她走上了更先锋的道路，学习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的写作技巧，到二十一世纪以后，残雪和中国文坛很少往来，她和《花城》关系比较好，但其他内地文学刊物就很少收她的作品，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内地奖项也很少考虑她，而她也不客气，直言“当今时代是作家们‘混’的黄金时代”。墙内开花墙外香，残雪在国外反而闯出名头，她以“古老中国的卡夫卡传人”的面貌，令西方学院派耳目一新。其实，残雪的写作实践，在西方并不新，但因为她中国人的身份，就显得很新奇。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对残雪的接受，伴随着一种东方主义的打量。而内地文坛对残雪的排斥，则是现代主义在中国尴尬处境的一个缩影。
残雪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残雪就闯出名头。当时，启蒙主义思潮开始消退，小说逐渐转向自身现代性的实验。随着对西方文艺作品的评判角度的改变，大量西方流行文学理论涌入中国，为复出作家、新潮作家思考“怎么写”的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手法借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先锋小说”应运而生。以马原、余华、残雪等人为代表的“先锋派”掀起了一场声势浩荡的叙事革命，对小说的叙事模式进行了大胆而争议的革新。
残雪是其中的佼佼者。她的《山上的小屋》《黄泥街》《突围表演》散发着神秘、诡谲、下沉的写作气质，初步显现出她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她在文本中营造出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先验地绘制了一个荒诞的非理性的世界。这个世界往往是变形的、扭曲的、阴冷的、诡异的、反常识的，但内中又蕴含着残雪自身意识中严谨的逻辑线。
残雪也承认：自己是靠发动潜意识来写作的小说家，但否认潜意识不受理性的控制。她认为，真正的潜意识诞生于高度的理性，残雪表示，西方哲学中的经典的核心的理性精神，和西方文学中的幻想传统是高度统一的。“有理性才有幻想，没有理性也没有幻想。”“理性与幻想的统一是人性的基本结构”，“人性只要冲破理性的钳制就会发挥幻想，理性反弹出幻想。一般中国人理解为理性是消灭幻想的，其实作为人，高贵的是理性，理性才可反弹出幻想。” 她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的梦幻和潜意识的喷涌，正是在“高度理性”的控制之下呈现在文本之中。
以残雪早期的小说《山上的小屋》为例。《山上的小屋》是残雪的代表作之一,也是80年代中期出现的“以形式探索为主要特征”的先锋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小说通过叙述者怪异的感官体验刻画出一个荒诞的世界。叙述者感到这个世界充满了隐密的威胁，周遭的事物都不可理喻，甚至她的亲人也显得面目狰狞、无法相信：“父亲每天夜里变为狼群中的一只，绕着这栋房子奔跑，发出凄厉的嗥叫。”“我”在如此恐怖和反常的环境中也已失去了正常的理性和感受力，或者是“我”失去了后者才生发出种种奇异的体验，但“我”又无法摆脱这个环境，甚至是这个环境的组成者之一。
事实上，由于叙述与人物处在同一视界，让人难以区分是“我”的感觉出了问题还是生存环境就是如此。小说把内心体验的阴暗面极端化地表现出来，显示出对于人性观察近乎残酷和阴鸷的透视力。然而作品里还写到了叙述者想象中的一所“山上的小屋”，这似乎在暗示着在她与那个不知名的人之间有着某种潜在的相知，这使她一次次走上山去，企图寻找这种相知的痕迹，也企图走出这噩梦的体验。但是每一次却都令她失望：“我爬上山，满眼都是白石子的火焰，没有山葡萄，也没有小屋。”这也许可以看作是一种微弱理想的破灭，但叙述者对生存环境的反抗不止于此，但是她却从不放弃，总是想方设法要把抽屉清理好，甚至起劲地干起通宵来。“清理抽屉”无疑隐喻着重建秩序和正常理性的努力，这一行为同寻找“山上的小屋”一样，在小说中看不出成功的希望，但却非常鲜明地传达出了对生存之恶的反抗意识。
《山上的小屋》记录了一种对于现实生存的特殊把握，写出了生存中的噩梦般的恶与丑陋的景象，也刻画出了人们找不到救赎与解脱的焦虑体验，但同时这描写包含了否定的向度，它将生存揭示得如此令人厌恶，也即是表明了它的无意义。
残雪是当时文坛的一朵奇葩，她的风格市场很难接受，所以除了学者、小说家和文学院的学生，很少有人碰她的小说，即便是学中文的，对残雪的小说也大多敬而远之，“读不下去”、“感觉难受”、“太晦涩了”是常见的评价。残雪傲得很，她也不会因为评价改变自己，相反她走上了更决绝的道路——一条有别于中国文学的道路。
残雪作品在豆瓣上的读者短评
在这条孤独的道路上，残雪也住进自己“山上的小屋”，读英文原著，谈哲学，学习用英文写小说。很多人把残雪和卡夫卡拿来比较，一方面是媒体的炒作，另一方面是残雪自己也经常提起卡夫卡。她在1999年出过一本书就叫《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卡夫卡敏锐地感受到现代人的不安，他通过“城堡”、“屋中人”的意象，反复书写了人受外部世界威胁下的不安。残雪在小说中也有一个“屋中人”的核心意象，这个“屋中人”发现世界并不是理性的，而是一片混乱的，个人身处其中无所适从，还要随时经受来自不同人的敌意，萨特说的“他者即地狱”在残雪的小说中延续，这些不安的人躲进自己的小屋，但仍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宁。
到了《黑暗地母的礼物》，残雪作品中的中国性已经很轻了，她写的是那种普世的、没有明确时间和地域限制的文学。不过和一般成见不同的是，《黑暗地母的礼物》其实有很多美好和温暖的地方，城郊接合部的小学、学校后面的山野以及城里面的书吧都弥漫着一种青春、光彩的气息。残雪说，她在这部小说里要讲述她“这几十年对生命的看法， 对人类未来社会的预测，对新型人际关系的建立，全部写进这部小说。“在70万字的《黑暗地母的礼物》中，写的全是最美的那些人，男女的爱情也占了主要篇幅。爱情、友情、亲情，都分得很细，但又很模糊。我希望把它丰满起来，把物质充实起来，变成一种温暖的理性。”
如果抛开“中国作家”这个身份，残雪的写作完全是国际上的，她的思想来源是尼采、海德格尔、卡夫卡、博尔赫斯，写作技巧学习的是西方现代派，她在自己的随笔里，也大方承认在向西方传统学习。残雪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她说自己的写作是面向青年和未来的，可是她的小说对青年来说门槛太高，读她的大多是些老学究。另一方面，她用小说表达哲学，她自信于自己的哲学思想，但在许多哲学专业者看来，残雪的哲学表达却并不“新”，多是泛泛而谈。同时，残雪这种非常强调阐释、分析的写作，在后期折损了她作品的阅读体验，使得她本就难读的小说变得更晦涩。
其实，对残雪看法的分裂，触及到了人们对小说这种体裁的不同看法。小说究竟是以语言为核心，还是以思想为核心？是更注重它的故事性，还是更大胆地进行文学实验，把形式和技巧作为小说的关键？残雪在中国边缘化，不只是因为她对主流文坛的疏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小说传统是故事性的。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大部分中国人对小说的认知就是故事，而市场最欢迎的也是通俗的、故事性强的小说。而残雪的小说故事性并不强，她更注重人的内心体验，那些混沌的意识、人性的晦暗，是她感兴趣的地方。
邓晓芒说残雪在开凿一种文学理论，最初叫“新实验主义”，后来残雪把它命名为“新经典主义”，因为在残雪看来，“这种对人性内在小宇宙的不断深入的实验和探险其实是古来一切真正不朽艺术一脉相承的本质，她自己的创作则只不过是承接了这一人类艺术精神的血脉，将之发扬光大并达到自觉而已”。但是，残雪这些文学实验到底有多“新”，或许是要打上引号的。意识流在西方并不新，事实上现代主义在西方已经是一种正在被反叛的文学，在德里达、福柯等人哲学的指导下，后现代主义早在上世纪末就在西方文坛狂飙突进，但也争议不断。所以，如果仅仅因为形式探索就“超越了卡夫卡”，那其实是对卡夫卡的侮辱。卡夫卡的伟大并不只在于形式，他的文学，如今哪怕是不上文学课的青年也能喜欢，《变形记》《审判》《万里长城建造时》都没有太多高深的词汇，既能让年轻人读懂，也不妨碍卡夫卡表达他对世界的认知。在卡夫卡的文学世界里，人是一切不安的总合，是随时可能被压抑、变形甚至摧毁的赤裸生命。卡夫卡如同预言家一样表现了人在现代社会的恐惧、细致入微地表现出“荒原人”的孤独、惶惑和分裂，以至于有人说：“如果要举出一个作家，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的话，那么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就是卡夫卡。”
相比之下，残雪在形式上借鉴了卡夫卡，乃至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这样有趣的小说家，但她所表现的思想的广度、对当下的理解，在我看来并没有超越卡夫卡。本质上，她仍是一个继承者，但不是一个革命者。
因此，残雪的文学价值是可疑的，不能很快下结论的。现在有两种主要评判：一种是说残雪超越了卡夫卡，或谓之中国卡夫卡，因为她的表达，说她好过一大片中国作家。一种是说她的小说读不下去，没有文学美感。
残雪的特别，是要在中国的前提下。因为中国的主流是现实主义者和伪现实主义歌颂者，是很多小巴尔扎克、小陈忠实和小张爱玲，而很少有残雪这样卡夫卡式的作家。但残雪在世界上，又是不特别的。因为20世纪以来，世界不缺乏卡夫卡的模仿者，世界充满了意识流、表现主义，如果我们读过亨利·詹姆斯、伍尔夫、乔伊斯、品钦这些人，就会发现，残雪只是一个来自东方的模仿者。
尽管残雪在随笔、访谈里想阐释自己小说里的哲学，她说自己用小说写哲学，但小说区别于哲学议论，也是小说的一大魅力在于——小说是不必阐释就能震撼人心的。小说可以表达深邃思考，但首先它用语言感染人心，而不是让读者先通过作者之口，觉得它很深刻，再逼着自己阅读。残雪说她能超越卡夫卡，但卡夫卡文学生命的另一个表现，是许多人自发地学习卡夫卡，令这个人从冷清变为一种时尚，一种文学浪潮。但残雪的作品，现在有被束之高阁的危险，很多人尊重她，但不读她。所以残雪的文学价值是可疑的，还需要更长时间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