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路上说说
1、点点滴滴的苦痛与欢乐许许多多的错过微微小小的改变，凝合起来，从而造就了一条人生之路。人生路上，每一步落脚的体验让我们透过生活中的小事来一点一滴看人生。一点一滴看人生的每一点滴经验的凝聚，便铸就了辉煌的人生。
2、失恋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失去一个人，而是失去的那个人还顺便带走了你爱的能力信心和勇气
3、懵懵懂懂的爱情，也许没有成长。但没有关系，我相信在前进的路上，我会遇到风雨，但也许正因为经历了这些风雨，我才会发光发彩。就像我的人生离不开阳光般的温暖，只需要闭上
4、想爱不能爱才最寂寞，我试着勇敢一点，可我无法面对镜中颤抖的双眼，所以只能跟靠近我的每个人说再见。
5、如果只看合乎自己口味的书，那你永远只能知道你已经知道的事情。
6、不要吝啬你的赞美和表达爱意的语言。
7、真正的知己看上去比骗子还冷漠。
8、好脾气的人不轻易发火，不代表不会发火；性格好的人只是装糊涂，不代表没有底线。
9、在最平凡的生活里，谦卑和努力。总有一天，你会站在最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
10、试着对自己说：如果上天不给机会不给幸福不给我时间的话。我不会问我宁愿自己争取。就算到头来争取来的只有一点点我也不会介意因为很少已经足够了，因为是我自己争取的。
11、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幸福的。所谓幸福，是在于认清一个人的限度而安于这个限度。——罗曼.罗兰
12、半夜遇见劫匪，他说不唱歌不让你走，你会唱什么？——好汉歌……
13、开学了，还怎么跟兄弟姐妹快乐的玩耍啊。
14、不是你拜过多少老师，上过多少灵修课，读了多少本书，念了多少万遍的咒语，磕了多少头，做过多少大礼拜，或是静坐可以双盘多少个小时，你就能够脱胎换骨般的开悟。最终你要面对的，还是自己心里的那些阴暗面和负面的人格特质。
15、你的回答真令人高兴！我们大家都愿意听你的回答。
16、间歇性热血满腔，长时间迷茫犯懒。
17、一生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有人会觉得奇怪。
18、我配不上你，不能给你想要的幸福，所以你找个比我更好的吧！
19、春眠不觉晓，哈欠上门找，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
20、不了解一个人前，不要轻易根据别人对他的看法下结论，那可能会让你错过一些东西；了解一个人后，不要轻易的在别人面前对他做评论，那可能会让你失去一些朋友。
（以上图片均来自网络）
We are together on the way of grow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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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后知后觉正年轻——说说我专业成长路上的两个“节点”作者：汲安庆老师
后知后觉正年轻
——说说我专业成长路上的两个“节点”
大理大学文学院 汲安庆
一
说自己“后知后觉”，不是矫情，而是彻心彻肺的大实话。
记忆中，学生时代的我，脑袋似乎经常要比别人慢几拍。除语文一科略显突出外，其他各科都乏善可陈。比如小学时，老师问“什么是梯形”，我脱口而出，“像梯子一样的图形”，惹得老师不快，同学还经常拿这笑话我，但就这么个问题我还是到做老师之后才明白的。初中时，求一个角的度数，我真的傻乎乎地直接拿量角器去量。为了差有差福，跟着一群肌肉男野蛮锻炼，想走低分跳农门的路子，结果依然是垫底的料儿。实地考拼时，一位在旁边看热闹的男生实在看不下去了，嘴撇得老长，说：“就这水平，也敢来考体校？我不锻炼，也不会考得这么烂啊！”中考那年，我清晰地记得自己的英语得分：4分，还是靠瞎勾选择题蒙得来的。当时在上海航天局工作的伯父不止一次地建议父亲：“让小国庆（我的小名）学个木匠算了，省得整天操心，还浪费钱。”
后来终于考上师范，成了村子里我那辈人中第一个跃出农门的人物。可是我的内心很清楚，那是发扬了郭靖苦练降龙十八掌的精神所致，绝非什么智力出众。在高分云集的同学堆里，我依然属于“贫农”级别。再后来，情形略有好转。比如在吉林的《文艺时报》发表了小小说《俊盲》，在上海《青年报》举办的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中获得二等奖——师范生中的唯一一名，在淮安市文联举办的“《红高粱》影评征文”中获得第二名——第一名是位成人作家，这在当时是很轰动的事情，校内立马扬名，样报被陆陆续续的借阅者都翻烂了。更多的时候，是享受陈胜那种被“往往语”“皆指目”的待遇。收到省外的读者来信3封，一位我不认识，同学中却有人熟悉的长发飘飘的女孩还特地慕名找上门来，就诗歌、小说的话题，和我探讨了很久，惹得众舍友艳羡不已——事后得知，那位女孩是我们的学姐，市内某重点小学的一位语文教师，已经在淮阴市文联的《崛起》杂志，还有《淮阴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不少诗歌。
但平心而论，我所发表的作品，连同所谓的“写作经”，其实如同梦呓。我之所以能接得上人家的话，貌似侃侃而谈，恐怕和我当时经常阅读鲁迅、郁达夫等名家的作品，以及《人民文学》《雨花》《参花》《中国青年》《诗神》《春笋报》等刊物，还有现当代作家的创作谈有很大关系。何以故？人家的言论被我不知不觉地消化了，记住了，遇到一定的言语刺激，这些话再带着我的生命气息自动弹射出来，变相的鹦鹉学舌而已。至于说写作，大概是读的作品相对多了，一下子唤醒了自己的相关经验，然后不由自主地流泻了出来，说得好听点是“灵活化用”，说得实际点就是“邯郸学步”，绝非别人所说的才气，更非西方某些哲人所说的“神灵附体”。那纯属瞎扯淡，空茫得很。
如此，又有什么可说道的呢？
工作后，这种混沌的状态依然存在。
尽管在别人眼里，我的“业绩”呈不断累积的态势，如在市、县举办的教学比赛、论文评比、“三字一话”竞赛、广播电视业余主持人大赛中，都获过不错的奖项；每年连写带玩，也能发上四、五篇，七、八篇不等的稿子；作为门外汉，曾和一位教舞蹈的朋友酣聊了几次，随即加工成文，后来竟陆陆续续地在他们业内的最高级别刊物《舞蹈》上发出来了；从洪泽湖畔到太湖之滨，再到南国的“花园城市”，一直被身边的同事目为“才子”，所上的课也无一例外地被学生热捧，但是对自己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如何开发，如何持续、高效地开发？我的所谓“成绩”与本学科的“牛人”相比，还有哪些不足？他们的研究已经达到怎样的高度？当下学科研究的真正意义上的前沿成果到底处于怎样的状态？我又能有何作为？如许的问题，我一概不甚了然，甚至可以说压根就没朝这方面正儿八经地思考过。
二
这种状况到2005年，终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那时，我已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脱产读研。
兴许是被夸得太久，太多的缘故吧！明明此前的17年工作光阴如同“发昏”，我却不知从何时起开始潜滋暗长了一种小富即安的情绪，并一厢情愿地将之幻化为一种文人雅韵，诗酒风流，甚至还半推半就，慢慢将别人的鼓励真的当作了是他们发自肺腑的认同和鉴定。于是，心安理得地放弃了对自己的深度审视、反思和锻造。黑格尔说过：“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对着美景叫美啊，美啊，那他还是一个野蛮人。”我就属于这种停留在表层的感官欢乐，而不知深层的内审美的野蛮人！别林斯基说：“读了一部作品，感觉很快乐，可是要问他为什么快乐，他却说不出来，那么，这种快乐就是一种痛苦的快乐。”我就是满足于对自己的“人生之书”小得意，小快乐，实则很肤浅、很可怜、很痛苦却又木然无知的人。
但是在华东师大读书的那段日子，这种梦幻般的混沌、木然，得到了非常给力的矫治。
且不说老师所开的拓展书单，单就上课的内容，好多竟是闻所未闻！教授们的高深专著也不说了，单就校报上刊登的那些比较通俗的学术随笔类文章，我有时都要琢磨上老半天。夏虫不可语冰，我和人家的学养深度，思想层次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也难怪不懂。罗曼.英伽登不就说过么：“谁在某一个领域中是文盲，谁就没有权利做出判断。”这一发现，令我汗颜不已，随之凛然而醒。一直觉得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望洋兴叹等故事中的形象与自己是阴阳之隔，天壤之别，没想到自己在浑然不觉中，已经和他们心气相通，并惟妙惟肖地作了现代演绎！
大羞愧，大惊醒之后是大宁静，大虔诚。我一下子非常成功地做到了放低自己，清空自己。当时给自己下达了一个绝对的心灵律令：像白痴一样学习！这种在别人看来或许是自虐、自辱性的行径，在我却成功地实现了心态的转换和形象的蜕变：让知识的阳光自由地照彻心宇！这种幸福，我后来慢慢就体味到了，并且有了一种青山不改，绿水长流的味道！
别人眼中抽象、枯燥的课，我竟能觅得其间隐秘的理趣、情趣；别人眼中繁复、艰深的课，我竟能捕捉到跃动不居的智趣和生趣。不管讲课者的语速是快，还是慢，他们的肢体语言是丰富，还是单一，我都能循着语言之流，找到他们思想、情感的独特之处，核心所在。眼睛、耳朵、心灵似乎被赋予了一种超越表象，直接追神摄魄的本领。这让我欣喜不已。虽然有一次失了手——听香港某教授谈关于城市管制的话题时，我复归混沌。在提问环节，将内心说法和盘托出，遭到主持教授的劈头冷嘲，大意是说我“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这丝毫不影响我混沌初开，生命拔节的快感。
一个将自我放低到白痴的人，还有什么可以介怀的呢？
三
让自性的光明散射出来，得益于很多老师的开示。
马以鑫，一位值得我终生感激的老师。可以说，是他让我对语文教学和研究拥有了一种全新的眼光！其时，先生教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他的授课视角很特别，以西方文艺理论专题带动经典作品的解读，作家论、文学思潮史则融化其间。课分为两个阶段：前半段，分别由两名同学主讲，每人半个小时；后半段，由其他同学的补充发言，还有先生的点化、总结与拓展构成。
非常神奇的是，昔日感觉艰涩、繁复，根本无法卒读的西方文论，经他一讲，立刻纲举目张，通俗易懂。虽然主要以某一种理论，如精神分析批评、女权主义批评，来解读中国作家的重要作品，但是因为开口小，挖掘深，且紧扣文本，完全实现了理论与作品精神生命的打通，所以听起来倍感新颖、独到，自然而深刻。在刘纳欧“眼睛听到了嘈杂”的叙述里，他感到“压抑太厉害了”的逼仄！从《孔乙己》中的14个“笑”，他指出“那是一个无爱的人间”。对狂人“直接杀了，他们不敢，要逼我自戕”的独白，他断言“这也是世人潜意识的浮出水面”……新见迭出，却又举重若轻。三个小时的课，我们只恨时间太短，常常有欲罢不能的感觉。
先生上课从来不带教材，PPT、纸质的材料，什么都没有，全凭一张嘴，一支粉笔，仿佛所有内容都写在了他心灵的屏幕上。不论是重要数据的出示，还是相关资料的征引，他都信手拈来，如数家珍。碰到平时较少见到的材料，比如毛泽东写给丁玲的《临江仙》，鲁迅反对郁达夫迁居杭州的《钱王登假仍如在》，他会笔走龙蛇，在黑板上迅速写下，绝不会有片刻的卡壳现象。流畅的思维，飘逸的行楷，令人如沐春风。什么是诗意语文，什么是生命融合，什么是审美享受，我想马老师的课就是最生动的诠释！
先生说：“一种理论就是一种视角。”这当然不是要我们将理论与作品“拉郎配”，而是指理论营养的自然吸收，并化作全新的眼光，充沛的能量和解读的智慧。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导演、评论家的艺术直觉为什么会高于一般人，还不是因为他们的直觉中积淀的理论水平高嘛！鉴赏、批评、评课的水平有高下之别，也是源于各人积淀的理论素养不同所致啊！
因了这种启悟，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其后，或当下，原本对理论避之唯恐不及的我，一下子却有了深度融入的渴望，这种渴望至今仍强劲地存在着，并养成了我对文艺理论前沿研究密切关注的自觉。可以说，我的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论<</span>狂人日记>中的黑夜意象》，还有后来的综合性论文《鲁迅作品中的乌托邦情结》，以及散见于国内重要语文期刊上的论文，如《语文教学中的冗余和精纯》《当鲜活的生命力遭遇凌迟》……无不有这种思想的影子。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对语文教参中理论的陈旧落后，对语文教师所拥有的贫瘠的中西文论知识，有着比一般人更为强烈的敏感与警惕。
巢宗祺、方智范老师的“追问意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巢老师是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语文课标组组长，记得他说课标的研制实际上经历一个“回忆学生时代最成功的语文课——抽绎、归纳教育规律”的过程。在回忆阶段，就一个任务：把自己关进度假区的一个房间，寂然凝虑，一幕一幕地回放那些令自己记忆犹新的关于语文教学的愉快经历，然后追问快乐的动因。他当时说得很轻描淡写，在我却掀起了不小的心里波澜。多少人畏惧追问的艰辛，甚至怕追问触犯众怒，甘愿顺着主流思想自由滑翔，可是巢老师却不怕折腾，不怕艰辛，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勇气啊！但是，正因为有了艰辛的追问，自我的精神生命才有了砥砺、锤炼的韧性、活力与洒脱。
譬如，面对山东某市校长和教研员的困惑：一位工农兵大学出身的高三语文老师，因为底子差，每次上课前都要向同事请教几个问题，弄懂后再到课堂上“贩卖”。卖完，他就让学生自习。就这种令人揪心的水平，教出来的成绩竟然次次都能稳居头把金交椅，到底是为什么呢，巢老师给出的解释是：“连老师都不懂的问题肯定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将它们讲清楚了，剩下的内容便不会构成太大的威胁，学生也完全可以触类旁通，自行解决。这很符合自主学习的精髓。”
方老师也讲过一个耐人寻味的教学案例：语文课堂上，一位中学生突然质疑：既然楚霸王项羽和虞姬是中军帐内诀别，没有外人看到，他们当时的歌舞、对话、自刎，又从何说起？况且项羽说 “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既然全部殒命沙场，即使亲眼所见了，亲耳所闻了，又谈何记录这个悲壮的场景，传之于众呢？这是一个让老师，以及在场专家都手足无措的虎虎有生气的发问，方老师认为此问触及了一个美学上的话题：颊上添毫。司马迁忠于历史不假，但是骨子里的浪漫使他在这里动了真情，不能自已地做了虚构，也就是钱钟书《管锥编》所说的“马（司马迁）善设身处地，代作喉舌”。
作为学生，听着他们这样扼要而精彩的解释，岂能不惊叹？岂能不感奋？岂能不若有所思？围绕问题展开的高质量的思想对话，想不喜欢，想精神生命不拔节都很困难。可是，这种言语生命的潇洒，若没有追问的自觉，渊深的积淀，批判的意识，还有对问题的高度敏感与快速反应，又谈何容易!
有了这样的认知，我重返语文课堂，对详略艺术的把握，对文章的紧要处、疑难处的精致处理，以及博采众说，自成一家的追求，便成了一种自动自发的行为。有不少老师肯定我的课堂和文章有一种非常浓郁的“辩驳”色彩，与自我辩驳，与对手（含学生、作者、专家）辩驳，挑动学生辩驳，让学生和作者、专家、人物形象辩驳，气场足，吸附力大，正是受了巢老师、方老师的影响。
四
华东师大有一个特别诱人的“传统”：名家开讲。国内外的大牌学者赶集似的纷至沓来，几乎周周有讲座。高峰期，天天有讲座，而且还不止一场。
这是名符其实的思想盛宴。对我这样一个没见过什么世面，又对知识很饥渴的人来说，无疑似久旱逢甘霖！
我至今难忘复旦大学外语学院的陆谷孙教授，一个将仙风道骨与人间的烟火气和谐相融的时尚而有趣的老人。
一次学术讲座，老人曾和我们聊起了他的“票友主义”。白发苍苍的他竟然喜欢看少儿类书籍！从中他知道了会流泪的大象，利用汽车压碎干果的乌鸦。兴致所至，他能像个小伙子一样通宵阅读，或者一天写上万字左右的论文。即使是下放农村的时候，结束了一天的农活，他也不会忘记到水井边冲洗一番，然后换上干净的粗布衣服，到田埂上看看落日、小草，背背普希金的诗歌。被人发现，禁止背诵，他就在心里背，从普希金到莎士比亚，从中文到英文，从不中断。
陆老师的“玩心”和梁启超信奉的“苦乐在心不在事”在本质上一致的，但是陆老师的颖悟显然更具化入骨髓的亲和力与魔力！考研之前，一位颇负盛名的大学教授曾给我泼过冷水：“在大学教书，不是你想象得那么浪漫、自由，有的人甚至可以说生不如死！而且你眼下的写作，和在大学里做学问，根本是两回事！”我当时虽然没有被吓倒，也搞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写作和将来的做学问会有很大区别，但是“做学问苦”毕竟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前理解”，加上读研后，很多“战友”放弃考博的打算——他们觉得考上不是问题，但是能否毕业得打个问号——毕竟，博士论文不是说写就能写出的。这便很让人扫兴，也很惊恐。但是，陆老师的一番话一下子让我走出了这种语言的阴影。在后来的岁月里，当我化用他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也能跻身权威的学术刊物进行一番自由言说的时候，心中洋溢的正是这种难以言传的亲切、平易和快乐！更为可贵的是，陆老师的“票友主义”还深深植根了我的生活。苦难而屈辱的生活都能被他轻松地酿制出诗情和幸福来，我们生活中的那点所谓的苦累、不平、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还有中国社科院庞朴教授所谈的“一分为三的智慧”。
在他看来，我们一直被一分为二的思想蒙住双眼，不是东风，就是西风，为什么不能来个和风细雨呢？虽然所谈的是哲学上一个极为深刻的命题，但因为从生活现象娓娓道来，所以听起来一点儿也不觉吃力。
先生说，小孩玩游戏，将军碰，石头剪刀布，三个实体形成一种循环的关系，互相克制的关系，没有绝对强者的关系，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他还由此引申到国际关系的处理上。如果大国关系中出现石头剪刀布的关系，一定是超稳定的结构，要紧紧抓住这个机会。
我因之想到了演讲，上课和写作，如果动用一分为三的智慧，该是多么理想！譬如上课，自我的思想、学生的思想、他者的思想如何构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不是你主体，他主体的问题，而是时而客体，时而主体，互为主体，互为客体。如此，便不存在思想的彼此攻克、压制，而是相互的补充、生发与成长。一个优秀的教师正是在于要妥善而艺术地把握各种知识、思想的对话关系啊！
有了这种智慧的启迪后，我的很多研究文章，不管形式上的层次有多少，基本上都是在一分为三思想统摄下运思的。其中，以“纸面上的写作讲堂”《第三只眼睛看作文》一书最为典型。譬如《在顺从的旗帜下反叛》，我就是从“借势延展对方的逻辑链条”“借势放大彼此的论点形象”“借势弱化对方的理论前景”这三个层面，来谈驳论中“借力打力”的智慧的。这样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因为既有层次，又有弹性，具有很大的容纳空间和开发空间，很方便师生消化理解，又能及时地注入自己的体验、积累和创造。东北一位女教师借鉴我的文章先后上过三节作文公开课，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周宁县的一位女医生写信告诉我：她下载了我此类的系列博文，以之为作文辅导材料，亲自教他读初二的儿子，孩子很是喜欢。这其实也是变相地得益于一分为三的智慧。
台湾作家刘墉也去讲了。在上千人的大礼堂里，他主动承认自己喜欢看黄色小说，引得台下爆笑如雷，前仰后合。他正色说：“黄色小说的细节描写好啊，细腻，有表现力，令人不胜遐想。”他的发言立马让我意识到：1、再拙劣、再不济的作品，都可能有不乏精彩的地方，不可以一棍子打死，也不可以避之如瘟疫，得学会辩证地扬弃，在扬弃中练就辨识力，免疫力；2、读书必须驳杂，眼界、能力、胸襟是靠“杂”养出来，“撑”出来的；3、学术研究既要关注宏观的架构，也要关注细部的处理，整体的好才是真正的好。我将这种认识化用到作文讲评、文本解读、论文写作中，还真有一种别有洞天的感觉！
五
考上福建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的博士，我视之为生命的第二次开始。因为在这里，我终于得偿夙愿，成了仰慕已久的潘新和教授的入室弟子，学术眼光再次得以刷新，言语生命的境界再次得以开拓。
潘老师力主做“有根”的学问，很鄙弃靠拍脑袋，投机取巧。他说的“有根”主要是指“史”的梳理，尤其是学科史，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都不能放过。这方面，他身体力行，对语文教育思想、读写观念、说写观念、教材体例、教学方法都曾做过深入细致的梳理，高屋建瓴的概括，真正实现了古今打通。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笨”功夫，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硬”功夫，来不得半点虚假。也只有让先贤的思想能量流经自己的身体，才能完成思想的接续与创造。斩断历史，想来个异军突起，还美其名曰创造，那只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臆想罢了！
遗憾的是，我以前对此略有所感，却很懵懂，加上被繁杂、沉重的教学事务绑架，无暇静心认真、系统地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所做的研究离“有根”的境界还相差甚远。所以，当潘老师在讲课时抨击“许多老师（包括教研员）几乎从不曾接触学科教育史，既不知道过往两三千年的同行是怎么教书的，也不知道往圣前贤思考过什么问题，做出过什么努力与贡献——甚至连一百年内的也不知道，就敢在讲台上毫不心虚地诲人不倦，在文章中理直气壮地颐指气使”的时候，我感觉简直就是在对我当头棒喝，心虚到了极点，一直不敢抬头与他的目光相遇，生怕他看穿我的无知与浅薄。
但是，我很感激这种及时的当头棒喝。因为这坚定了我先前暗暗立下，却还不甚坚定，也不甚明晰的宏愿，实现“三个打通”，即古今打通，中外打通，文史哲打通。读博后，我在CSSCI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过万字的长篇论文《“应需”旗帜下诗意的无声运行——叶圣陶语文教育观中“潜在诗意”的审视》，可以说正是对做“有根”学问的一种积极尝试。
不过，潘老师并不一味地强调学科“史”的研究。在他看来，这属于“内核素养”，要想走得更远，站得更高，还得有“外围素养”。为此，他提出了一个令人心潮澎湃，却又望而生畏的口号：“读万卷书，思万物理，写万篇文。”很好地将读书、明理、写作有机地统一起来了！扪心自问，我读书速度不快，像老牛反刍，蜗牛前行，虽然有了一点量，但全靠有点傻憨的坚持，所以“万卷”之量，对我极富挑战。“思万物理”，开始渐渐上路，但依旧很肤浅，很局限，这方面，仍然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写万篇文”更是可望而不可即。我最多的一年发过50多篇文章，即使一直保持这个速度，也要上天能赐予我200年的阳寿。更何况，读博以后，从事学术论文的撰写，能一个月拿出一篇已属高产，又谈何万篇呢？
然而，因为有潘老师这句掷地有声的召唤，我似乎被赋予了一种无穷的超越的力量。“量”因为具有相对性——一篇千字文与一篇万字长文，怎么比？所以我更看重的是“质”，无论是“述学”，还是“作学”，必须有自我的个性在，必须见出“新”来，新视角，新意境、新思想。但是，“量”可以成为“上帝之鞭”的替代物，不断鞭笞，打掉潜伏在我心灵深处的顽固的惰性与奴性。
潘老师很决绝地表示过这样的意思：一个人如果不能进行言语表现与创造，那么他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反之，则可以傲然地生存于天地之间，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因为人本质上就是言语动物、符号动物、精神动物。这与古人所说的“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在思想精髓上显然是想通的。
他还鼓励学生，勤奋著述，最终在图书馆相会，因为那里是精神的墓地，有很多先贤已在那里集聚。记得他在讲台上作如是说的的时候，下面便有一些女生窃笑，大概是觉得他的话带有一点冷幽默的味道吧。可是在我，却听出了一种悲壮，一种自豪，一种信仰。我一直有个困惑：从先秦到当下，科技越来越发达，生活越来越富裕，知识越来越普及，可是思想的能量，创造的活力，人性的光明——那种充沛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为什么却越来越稀薄？或许，从潘老师的“笨功”“傻劲”“反熵行动”“不切实际的目标”中，能觅得一些内在的原因吧！
在福建师大，对我思想产生冲击力的还有很多老师。
比如博览群书，口若悬河，记忆惊人，思想气场无比强大的孙绍振先生，是他让我再度感受到了做学问的洒脱与美妙；比如韧劲十足，对文本解读和语文教学理论极富灵性和睿智的赖瑞云老师——他的混沌阅读理论，揭示形式奥秘的学说，“三美教学”和“三步分析法”，直接开启了我重构诗意，基于形式的语文教育研究的新思路。再如席扬老师，一个在理论话语系统和日常话语系统之间自由出入，挥洒自如的西北汉子，一个认为可以“在复仇的百般折磨中成为一条汉子”，也可以“在百般呵护中成为一条汉子”的狂狷之士。是他，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学问高手与武林高手一样的从容与威风。我无法想象，一个在课堂上对不良习惯，或平庸见解可以拍案而起，毫不留情地予以怒斥的猛男型人物，竟然在露天地里，料峭的寒风中，与我像哥们一样热聊了足足有半个小时!聊他未能读博的遗憾，聊他投稿追求的集束炸弹的效应，聊他第一部60余万字的专著《选择与重构》诞生的淋漓往事：一个炎炎夏日，找齐所有资料，将自己关进地下室，挥汗如雨，夜以继日，以每天一万多字的速度推进，终于得偿所愿。其惊人的才气、激情与毅力，令我感到了做学问的阳刚之美，雄霸之气。当下的我，也算是只争朝夕，对书籍情深意笃吧，还被同学戏称为“已经启动了学霸机制，学神机制”，可这些正能量都是这些老师传送的。是他们，我才有了坚韧的毅力，冲天的豪情，还有披荆斩棘的锐气！
六
读博前，一位年长的同事笑眯眯地向我抛出了一句：“博士读出来，快50了吧？”
一位与我颇为要好的副校长直言不讳：“高校都是博士、教授扎堆的地方，你干嘛要去凑这个热闹？”
一位师范大学毕业不久，一直把我当偶像的女孩十分同情地问我：“你辞掉一切去读博，后悔过吗？”
我都报之以一笑。冷嘲也罢，嫉妒也罢，不解也罢，统统甩到十万八千里外。他们哪里知道，我一点都不介意，一点都不后悔，我内心的喜悦已经达到了沸点！因为我获得了凤凰涅槃般的新生！相对于世俗的享受，我更看重精神的自由、悦适与生长。如果环境不能提供我思想驰骋的广阔空间，还备受压抑，落入像被制度操控的机器，整天只为生存奔忙的野兽，被贪婪的欲望驱使的蝜蝂的境地，那么，即使给我的权力再大，薪金再多，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
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在一篇文章里说到他的导师贾植芳先生。文革结束，贾先生从监狱里出来已经60岁了，但是先生将之视为生命的重新开始，扎扎实实地研究，勤勤恳恳地育人，使自己的学术生命又延续了三十多年。我一个四十多岁的人，面对这样可敬可佩的学术泰斗，又岂能言老呢？相反，对一些刚过四十，就长吁短叹，觉得青春老去，以无奈而又享乐的态度静静等死，或者抓住青春的尾巴，不顾尊严，不顾人格地攫取金钱、利益，为异化而疯魔痴狂，还沾沾自喜的人，我则是充满了无尽的不屑与厌恶。
人有三种年龄：自然年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前者，我们无法控制，但是后两者，特别是心理年龄，我们完全可以自由掌控。衰老，还是年轻，是我们自己说了算。任何人都无法剥夺我们年青的自由，除非自己把自己打到、踩碎、毁灭。
我不信佛，但是对佛教中“若被物转，凡夫俗子；若不被物转，即是如来”的思想，深表赞同。是的，只要不被世俗的陈规陋见所囿，不被另一个怯懦、慵懒、腐朽的自我打败，我即是如来！
没错，我是后知后觉，但这并不影响我精神生命的快乐生长、开花与结果。更何况，我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思维弹力、情感张力和想象活力。我知道，这就是青春的朝气。
我，正在年轻……
【注：本文发表于《福建教育》中学版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