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唱唱快板
百花园应该能有 一般的文体商店也应该有卖的 百货大楼往北走有好几家文体商店 哪里有教快板的就不太清楚了
▲战争年代的少年邓友梅。
中年邓友梅和他的鸟。
▲邓友梅在家里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路艳霞摄
▲1957年1月27日《北京日报》第3版刊登评论文章《读“在悬崖上”》。
▲1984年9月16日《北京日报》第3版，邓友梅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写下《珍惜》。
本报记者 路艳霞
88岁的作家邓友梅安安静静地坐着，他喜欢在躺椅里犯懒，他给自己找了一个无法反驳的理由：忙了一辈子，该安静下来了。邓友梅和文坛早已疏远，他说不想再掺和了，越掺和事儿越多。现在他谈起自己，好像谈论的并不是自己，更像在谈论一个久远的传说。
浸润京味儿中却冒险写爱情
《北京日报》1957年1月27日第3版上，有一篇名为 《读“在悬崖上”》的评论，文中主角正是邓友梅进京后写下的首部小说《在悬崖上》。
1950年初，还不满19岁的邓友梅来到了北京。他小小年纪就在日本当过华工，也当过八路军、新四军战士，但城里的一切让这个小伙子觉得很新鲜。
刚进京的时候，因为在部队会写快板，邓友梅曾在北京人艺创作组，后来调至北京市文联《说说唱唱》编辑部。周围的人、所在的城，还有那些每天飘荡在耳际的北京话，令他着迷。
时隔多年后，很多事都已经淡忘，但邓友梅对北京城的最初印象依然鲜活、生动。他逛遍了北京的大小胡同，惊讶于老北京人非常讲文明，熟人在街上碰见了，一定要作揖寒暄。他更记得老北京人骂人都拐弯，比如说“赶快回家吧，你奶奶等着夸你呢”，刚开始邓友梅怎么也没弄明白，后来才恍然大悟，奶奶夸，不就是说你是“好孙子”吗？他还形容城里的姑娘“很惊人的样子”“像是很有学问”“很华丽”，他觉得这些姑娘离自己实在太遥远。
“老北京留下了旧的风俗旧的习惯，我很好奇。”邓友梅说，他决定要学北京话，还因为他发现操着一口外地口音，买东西连讨价还价的权利都没有。邓友梅一口天津话，夹杂着山东话，最开始没学会京腔，比如“是不是”说成“四不四”，结果引来周围人的笑声。
“对北京文化的体验是自然形成，不是有意培养的。”时隔近70年，邓友梅谈起《说说唱唱》编辑部里的旗人，甚至那些王爷的后代，依旧兴趣盎然。当年，他的眼睛像是探照灯一样，探照着这些旗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每天早上，邓友梅会在大街上喝碗豆浆，吃根油条。旗人们却讲究得多，从家里带来花卷等面食，到伙房里烤一烤。单位的茶叶是断然不喝的，每人都自带一小包茶叶，新的一天一定是从一杯清茶开始。邓友梅好心给同事倒杯白开水，谁知对方毫不领情地倒掉，那一杯清茶的仪式感岂能轻易破坏。“我喜欢他们，也烦他们，规矩太多了。”邓友梅说。
尽管浸润在京味儿文化中，邓友梅最初的作品并没写北京，没写北京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写下的第一部小说叫《在悬崖上》，1956年刊登在《文学月刊》上，这也是他结束两年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后的成果。这个小说讲述的是一对年轻夫妻所面临的婚姻危机和情感困惑。邓友梅回忆说，解放了，就想写一写老百姓的生活，写这部作品其实也包含了他对爱情的美好愿望，“当时我也想找个年轻的、漂亮的女孩，但当年在部队是禁止谈恋爱的，我有这个想象，没这个行动。”于是，他把自己的想象和所看到的化成了这部作品。
在那个年代写“爱”，邓友梅是冒险的，毕竟这是一篇有别于当时政治气候的爱情小说。邓友梅早已忘记当时小说引起的轰动，但有关他的传记记录了下来。小说一炮打响，刊登有这篇作品的杂志一上市就售空，邓友梅的名字在文学界和文学爱好者中争相传诵，有两家电影公司慕名找到邓友梅，电影艺术家赵丹两度找上门来，洽谈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
但也正是这部小说给邓友梅带来了厄运，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后来又调到鞍山，与文学创作从此隔绝了22年。
遗憾没能写老北京典当行
1984年9月16日，邓友梅在《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珍惜》的文章，这也是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一篇征文。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邓友梅的创作正处于鼎盛期。
早在上世纪50年代，邓友梅就在《说说唱唱》开始写稿，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老舍先生给了他很多鼓励，“小邓，写得不错！”但老舍特别说到，让他试着用京味儿语言写作，别写那些个文绉绉的话。《说说唱唱》主编赵树理也总点拨他。“赵树理这么大作家，最朴实，最没架子，最农民化，他说我要写得老百姓化。”
但邓友梅真正决定要写京味儿小说已是上世纪80年代了。当时，市井小说、乡土小说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潮流中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但邓友梅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写就要为中国文学界，为读者提供一些新鲜的东西。“王蒙写新疆，从维熙写大墙，陆文夫写姑苏市井，文人们都亮出了绝活，我上哪里找我的特色呢？”他寻思着军旅生涯是他的特别之处，他写过《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们》等战争题材的小说，影响很大，也得过奖，何况叶飞将军曾经鼓励让他多写新四军的故事。但邓友梅坚持了自己的判断，他自认为和老作家比，并未有更大突破，应该寻求新路。他进而寻思着自己是最后一代了解八旗子弟的，早年在北京就与旗人交往，在鞍山，又与同样下放的八旗子弟以及来自北京的各色人物交往。“文革”后期，他回北京，在离住处不远的陶然亭，还结识了不少北京梨园界、文物界人士。他还经常每天吃过晚饭到天桥去听评书。他说：“我对老北京比较熟悉，不妨写两篇试试。”
关于自己的这一次另辟蹊径的冒险写作，邓友梅回忆说，他常常会下了班写作到夜里十二点，与当劳工、行军六七十里地相比，写作对他而言全然没有苦可言，完全是快乐。
“我用蘸水钢笔写，一天写个两三千字，那些字龙飞凤舞，乱七八糟，只有我认识。”邓友梅说，他写完的稿子还要一个字一个字规规矩矩地抄一遍，后来名噪一时的《那五》《烟壶》，以及《寻访“画儿韩”》《邵氏兄弟》《四海居轶话》《索七的后人》等京味儿小说，都是以这一方式写就。邓友梅的夫人韩舞燕告诉记者，这些作品都是酝酿多年，积攒多年，一气呵成，中篇小说《烟壶》只花了一周就写完，“那个时候房间小，天气很热，他胳膊上全是痱子。”
和那个年代作家善于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一样，邓友梅始终和一线生活保持亲密关系。韩舞燕回忆，上世纪80年代末，邓友梅在创作中篇小说《烟壶》时，就曾经到河北衡水，住到内画高手王习三的工厂里，仔细观察每一道工序，与王习三的交流更是长达几昼夜。后来香港导演李翰祥拍摄由《烟壶》改编的电影，邓友梅还推荐了王习三饰演聂小轩。韩舞燕笑称，“鼻烟壶，邓友梅是便宜的看不上，贵的买不起，但王习三送给他的鼻烟壶却是他的珍藏，他们的友谊也延续至今。”
这批京味儿小说追忆传统文化，重建北京记忆，守卫民俗文化，在那个年代罕见，因此一面世就引发轰动，邓友梅也成为最早触碰影视的那一代作家。《那五》被改编成电视剧热播，邓友梅曾说：“那五是我原来结识的许多旗人朋友的典型化。但愿他能触动一些人的神经。观众看完《那五》如能引起一些联想和对生活的思索，吾愿足矣。”
特别有意思的是，《北京日报》的一篇报道还见证了《烟壶》当年的影响力。1984年9月28日刊发通讯《翰墨又香琉璃厂》，19家老字号在琉璃厂重现，记者前去探访，文中提到，“有人如果不知作家邓友梅笔下的‘古月轩’烟壶是何等物件，那就到这里一睹其真容吧。”而韩舞燕清楚记得，《烟壶》火了之后，家里有一天来了个老头儿，他说自己曾经是典当行的，他表达了真挚的心声，“应该写写老北京的典当行，故事比鼻烟壶还多。”但后来老人再也没来过，邓友梅也变得更加忙碌，这个来不及写的“典当行”也成为他永远的遗憾。
回忆往昔，邓友梅感慨道：“一般人、一般事儿大家都能写。当作家最难的地方，要对人生有所体验，对某个地方某个时代的特殊人，要有所体会。”
曾介绍老友金庸加入作协
2008年2月17日的《北京日报》刊登了作家洪烛的文章《北京的滋味》，记述了邓友梅在北京接待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带她喝豆汁的事儿。但时至今日，当初林海音一口气喝了六碗依然意犹未尽的往事，邓友梅已记不清楚了。
但当盘点自己这一生时，邓友梅说，他在中国作协那些年，正赶上中国加快改革开放，因此成就了他最享受的“日子”。他说，尽管非常忙碌，但他得以看世界，有了前所未有的开阔视野。
邓友梅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外联部主任，1996年又当选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友梅主张走出去、请进来，欢迎世界各国的作家来中国，看中国，写中国。而回忆过往时，他一再说，在最初的时候，中国作家作品“走出去”的路非常艰难，所谓“走出去”的作品几乎无人问津，他也一再说还是翻译得不好，让这些作品很难展现中国特质。
在中国作协的日子，他与港台作家建立起深厚友谊。2009年，金庸加入中国作协，一时引发热切关注，很多人并不知晓，金庸的入会介绍人中就有邓友梅。韩舞燕说，金庸喜欢邓友梅的文字，认为他的语言老道，很有中国味道。他也喜欢邓友梅这个人，说他不张扬。韩舞燕记得，邓友梅每次到香港，金庸一定会请客。而金庸到云南大理、四川九寨沟，邓友梅也一定陪同前往。“金庸《天龙八部》让大理蜚声海外，但他从未去过大理。金庸1998年来到大理后，说大理这么美，如果早先来过会写得更好些。”韩舞燕说。
身在作协，邓友梅出访的机会也多了，他如此说道：“小时候在日本当劳工，再去的时候是国际友人了。”邓友梅回忆，他身为作协官员多次到日本访问，他没想到昔日学会的日语竟然还能脱口而出，以至于日方人士万分惊讶，“他们说我的日语学得很快。我说，怎么能不快，说得不快，‘啪啪’几巴掌就来了。”而他再去昔日劳作的濑户内海的化工厂时，厂长早已站在门口等候，厂子一点儿没变样，只是曾经的小男孩早已蜕变成知名作家。
邓友梅没想到，自己和日本的联系一直都在。韩舞燕说，邓友梅的小说《别了，濑户内海》曾有一段文字被日本大阪公文教育委员会教材资源部放在教科书里，而且这个机构每年都会寄贺卡给邓友梅。
1993年邓友梅为《北京日报》撰文《无法写的“寻人启事”》，文中提到他与昔日日本工头中元幸广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韩舞燕说：“他与邓友梅的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每年都寄挂历过来。”她说，他和邓友梅一样，都是善良的人。韩舞燕还谈及一个细节，当年在日本的工友，听说邓友梅来东京，老人家没钱，就凑钱派代表到东京看望邓友梅，照片上一个老人还举着大大的“募”字。
对邓友梅来说，很多细节已经忘记，也有很多细节记忆犹新。漫长的岁月，就这样在指尖滑过，但因为有了文字，也会永远停留。
结束语
从今年7月至11月，北京日报文化新闻版特别开设了“初心”栏目，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深度文化人物报道，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今天推出的是该系列报道的最后一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化艺术领域，许多杰出的作家、艺术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过去的四个多月里，我们采访报道了舞蹈家陈爱莲、歌唱家李光羲、作家刘庆邦、画家吴为山、电影导演黄建新、影视导演李少红、刘江、戏剧导演李六乙、编剧郭启宏、六六、指挥家谭利华、表演艺术家王晓棠、影视公司CEO王中磊等人，听他们讲走上文艺道路的初心，讲自己和祖国的故事，为繁荣祖国文化事业而勇于担当使命。
通过分享他们精彩的人生经历，我们读懂了文化传承、文化坚守、文化创新。他们的追忆、反思和探索，也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值得书写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