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树说说
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参谋长郭天明的率领下渡金沙江，经披砂、松林坪进入普格境内。红军在大水塘（今坪塘村）一棵大黄桷树下小憩，向群众作革命宣传，并解救受国民党敌机轰炸的群众，当地群众遂将这棵树长期保护下来，敬称为“红军树”。
心中有信仰，身体有力量。
长征历时之长、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据统计，红军长征行程二万五千里，渡过24条河流，爬过18座大山，其中5座终年积雪，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我们的红军出发时有8万6千人，经过血战湘江，只剩下了3万多人。数万将士血洒湘江两岸，当地老百姓流传着两句话：“3年不喝湘江水，5年不吃湘江鱼”。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红军长征总共损失了10余万人。那么多人慷慨赴死，不怕牺牲，是什么支撑着他们？
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红军将士以革命的英雄主义谱写出壮丽的史诗。有人说，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信念坚定、不怕牺牲理所应当，那些年轻的红军战士，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他们的信念是什么？为什么那么坚定？江西兴国县老红军钟发镇，长征出发时只有14岁，他印象最深的是翻越夹金山，他说，“不管困难多大，从来没有掉过队，要一直跟着红军走，跟着共产党走。”四川省通江县的老红军秦华礼，18岁参加红军，一次负伤落后，他跟一起的伤员说，“一定要想办法跟着部队走，跟着党走，无论走到哪里，就是死了也光荣。”他们虽然没有学过马列，但是他们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跟着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才能赶走日本侵略者，推翻吃人的旧制度，过上好日子。从苏区出发的战士们，虽然不知道共产主义社会什么样，但他们见到了苏区干部好作风，过上了苏维埃政权给苏区人民带来的好生活，决心不惜一切保卫打土豪分田地的胜利果实。对比前四次反“围剿”胜利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红军将士们坚信，跟着毛主席走就能打胜仗。长征之初，毛泽东40岁。他双颊深陷，憔悴消瘦，黑发长得几乎齐肩，两眼却炯炯发光，颧骨高耸。作为一个军事家，毛泽东一生之中很少像真正的军人一样挎着枪，而是一副书生外表，儒雅温和。他不会神气十足地阔步行走，也不注重仪表和通常军事意义上的军纪，走路就像诸葛亮一般的派头，只不过手里的扇子换成了书，很多时候都是书不离手，让人觉得他更像一个文学家而非军事家。他极善辞令，谈吐间又像一个老学究。在长征途中，贺子珍为毛泽东特制了一个可以装笔墨纸砚的多层口袋，毛泽东看了幽默地说道：“我用文房四宝也可以打败国民党，你们就看着吧!”长征期间，毛泽东感染了疟疾，经常复发，一病数月。尽管教会医院出身的傅连暲医生使尽浑身解数，他还是处在半恢复状态，虚弱而乏力。红军行至贵州，自桐梓经良村至赤水县之土城，都是大路，地势向上，中间有几段筑有汽车路基。但这种汽车路跟今天的公路完全是两码事，完全是土路，如果赶上下雪，路上又湿又滑，非常难走。毛泽东手提竹杖，步行向上走，两脚污泥几乎没过了膝盖，不仅如此，他全身都沾满了污泥，这是几次滑倒留下的成果。红军行经剑河县附近某村落时，毛泽东见路边有一位老妇人和一个孩子，身穿单衣，倒在路边，气息尚存。经过询问，才知道是当地的农妇，秋收之后，粮食都交给了当地的大地主，自己只能乞讨度日。因为这一天骤然降温，天气寒冷，而且早上没吃东西，所以冻饿交加下倒在路旁。听到这里，毛泽东从身上脱下一件毛线衣，从行李中取出一条布被单，送给老妇人，同时让人给了祖孙俩一斗白米。老妇人连连道谢，回家去了。毛泽东俨然一介书生，而朱德则一望而知是员武将。朱德当时年近五旬，身穿灰布军装，为人非常和气，言谈间从来没有傲慢的姿态。当时他也患上了疟疾，但仍然忙于军务，医生来为他看病时，他仍在批阅报告。红军在遵义休整期间，总司令朱德曾亲自到总卫生部的病房，慰问伤病员，与参加乌江战役的受伤战士聊家常。当时有敌军侯之担部的两名伤兵，被总卫生部收容后医治疗伤，朱德见他们也是苦出身，就嘱咐他们安心静养。美国医生马海德回忆朱德在会宁会师时的情景：“他瘦得像个精灵，可是身体强壮结实，长得满脸胡须，穿着一身破烂皮袄。”“朱德最令人惊异的是，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军事指挥员，倒很像红军战士们的父亲。他两眼锐利，说话缓慢、从容，总是露出和蔼的笑容。他随身带着一支自动手枪，枪法精良。烟抽得很厉害。他年近五十岁，可是显得老得多，满脸皱纹；但他动作有力，身体结实”。刘伯承元帅回忆说，朱德涵养好，度量大。长征当中，张国焘再三逼朱总司令反对毛主席，朱总司令不管张国焘说什么，总是不动气。朱总司令说：北上的方针，我是举了手的。朱毛、朱毛，朱是不反对毛的。在讨论红军前途命运的历次会议上，毛泽东对每个决定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力图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周恩来偶尔也在会议上表达反对意见，但并不固执地坚持己见。在1934年夏，他也曾提出从中央苏区突围的建议，但因“三人团”中的多数——博古和李德——表示反对，他就让步了。长征中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二六二团二营教导员的周纯麟，回忆首次见到周恩来的情景说：周恩来穿着破旧灰军装，脸上长着浓密的大胡子，拄着木棍，后面跟着牵着马的警卫员。周恩来自我介绍说：“我是周恩来。”接着便问周纯麟：“你们辛苦了！你们是哪部分的？”“你们部队现在粮食怎么样？”周纯麟说，周恩来和蔼可亲，话语坚定有力。说起周恩来的胡子，长征途中，他一直留着长须。有战士心疼地对他说：“您是不是太辛苦了，连胡子都忙得没时间刮？”只见周恩来神情庄重地说：“不是忙，而是我曾经发过誓，不抓住蒋介石，就不刮胡子!”有的同志不知道周恩来有这么个誓言，见他满脸长着大胡须，就开玩笑叫周恩来“大胡子马克思”。周恩来听后风趣地说：“称马克思我不敢当，我的胡须多，又叫周恩来，恩字与恩格斯看来有点挂钩，留着胡须可以鞭策我学习恩格斯。”周恩来事无巨细，亲力亲为。长征途中，他经常亲手把伤员轻轻扶上担架，唯恐别人的手用力太重。1936年10月10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任荣将军回忆说：在此期间，周恩来骑马到“红军大学”看望学员。他精神抖擞，满脸大胡须，是名副其实的美髯公。我们自动站在路旁，欢迎他进村。他一下马就向我们问好，说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党中央来迎接你们。大家热烈鼓掌。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是一个纯粹的德国人，蓝眼睛，黄头发，脾气暴躁，令人望而生畏。他瘦瘦高高的身材，在红军队伍中很是醒目。当他被秘密带入苏区时，用一块手帕捂在脸上，遮掩他的大鼻子。他的一位密友称他为“一个典型的日耳曼人，僵硬而又迂腐”。伍修权曾说：“李德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如果让我自己选择，我绝不给他当翻译。既然分配我给他当翻译，我只好干。”拟定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命令的人是最后一批出发的。一匹马驮着李德的给养，包括他积存下的一些珍贵的咖啡和几盒香烟。另一匹良种白马站在那里等着。而李德仍在磨蹭，似乎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完。直至黎明，他才最后纵马飞驰而去。红军长征之初，李德仍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他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举例时可以引用凯撒、塔西陀、拿破仑、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果断粗暴。李德从来没能意识到做一名中国人是什么滋味。他经常喝咖啡，抽雪茄——只要能搞到这些东西的话。他吃面包而不吃米饭，尽管有时不得不自己烤制面包。周恩来的警卫员顾玉平回忆说：“那个时候，除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大鼻子李德给配了炊事员，其他首长包括朱老总，都没有炊事员。”朱德的司号员邵永清回忆说，在长征路上李德一直要住最好的房子。有一次为了换房子的事，由于邵永清挡了李德的道，李德就用棍子敲打邵永清的腿，意思是让邵永清让开。邵永清感到受了侮辱，一时情急和李德争执起来。在遵义会议结束之前，李德就要求并被批准参加了林彪的第一军团。用他自己的话说，要“通过在前线的亲身体会，了解毛泽东推崇备至的中国内战战术”。李德的马背上驮满了从军需官那里领来的特殊供应物品，这又招致了中国人的一顿臭骂，然后他就匆匆去追赶林彪的部队了。三四天之后，他终于见到了林彪。他说，他受到了无礼的接待。不过，李德还是收起了他最喜爱的娱乐——打扑克，开始研究毛泽东的战争方式了。在此之前，很多长夜都是他和博古以及两个翻译靠打扑克打发过去的。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从两位领导人身上可看出明显差别：张国焘的脸上丰满红润，虽然不算十分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疾苦之色。毛泽东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张国焘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泽东仍穿着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马海德医生回忆：“政治委员张国焘是个又高又大的胖子，满脸红光。我真不了解，人人都瘦下来，他怎么还能那样胖。”不少参加长征的人还能记得张国焘柔弱与自负的特点。李德在回忆录中说，张国焘“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在一方面军战士眼里，张国焘的这种态度与他们一方面军领导人的谦虚精神和朴实作风形成了鲜明对照。胡奇才将军回忆说，张国焘心胸狭窄，心理阴暗，疑心重，容不得不同意见。他喜欢人们像对待太上皇那样膜拜他，谁冲撞他就整谁。张国焘特别喜欢亲自打电话，如果电话打不通，他就马上暴跳如雷。当时，四方面军同一方面军各军团、同毛泽东以及中央委员会联系都用无线电，在四方面军内部则用电话联络。据王平将军回忆：刘少奇重视政治工作，在长征中曾专门召集政工干部开会，讨论如何做好政治工作。他讲话的时候，喜欢离开讲台，到听众跟前，不时地问个“对不对？”“是不是？”别人发言的时候，他喜欢插话，有时发挥起来，讲个没完，而大家也都愿意听。他过事不忘，记忆力很强。王平回忆说，遵义战役后，刘少奇跟着红三军团行动，没有具体职务。袁国平回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他就不代理了。刘少奇在红三军团的时间不长，但到了抗日战争时，在晋察冀军区再次见到原红十一团政委王平，一眼就认了出来，并记得其在红十一团的职务，让人惊讶。董必武长征时48岁，跟朱德一样，红军领袖中最年长者之一。红军女战士危秀英回忆，董必武和蔼可亲，沉着稳健。长征之初某日黄昏，他们头戴一束束树枝作为伪装，集合在山坡上开会。董必武正在讲话，一架国民党飞机飞过来，扔下了一颗炸弹，落在附近大约6米以外的地方，却没有声响。人们惊慌失措，而董必武却走向弹坑看了看，又抬头看了看，然后对大家说：“马克思在捉弄敌人，炸弹没有爆炸。”接着，又泰然自若地继续讲话。长征开始后，行军是异常艰苦的，然而一向乐观豁达的邓小平并没有被在中央苏区受到的批判和冷遇所压倒，也没有被身体的疲惫所征服，他不仅自己保持着乐观的情绪和旺盛的精力，而且以他那风趣幽默的谈话，感染着周围的人。行军时，或休息时，邓小平就同周围的人说天道地，海阔天空，常常引来一阵阵笑声。同志们开玩笑，自封了一个“牛皮公司”，陈云当总经理，邓小平当副总经理。由于天天行军，再加上给养困难，经常吃不上饭，于是，大家就吹嘘各自家乡的风味美食，湖南人大谈湘菜，广东人大吹粤菜，而邓小平则大讲川菜如何好吃，如何麻辣喷香，说得大家直咽唾液。大家把这种画饼充饥的做法称之为“精神会餐”。长征进入四川地界后，和邓小平一起行军的刘英见当地非常贫穷，便开玩笑地对他说：“四川有什么，只有醪糟！”邓小平不服气，说：“这里是边区！”坚持说还是四川菜好。邓小平调任红一军团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后，十分重视长征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为消除沿途群众由于不了解红军而产生的疑虑甚至恐惧心理，红军每到一地，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便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为此，邓小平对宣传队员提出了十分严格的要求。有一天，经过长途行军，傍晚时分，部队在一座村镇宿营了。宣传队员们吃过晚饭后就烧水洗脚，准备睡觉。突然，邓小平住门进来，面带愠色地问道：“怎么搞的？街上为什么一条标语都没有？”队员们见邓部长发火了，不知怎么回答才好。邓小平接着批评说：“烧水洗脚有那么重要吗？把我们宣传工作的传统都丢掉啦！”在邓小平的批评教育下，队员们提起石灰桶，点起火把就去写标语了。从此以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凡是到一个新的地方，宣传队员们放下背包，第一项任务就是去写标语！ 邓小平烟瘾很大，长征路上没有烟抽，他就找点破纸，找点干树叶子，拿纸包上树叶当烟抽，并自称：“我是香烟厂制烟的!邓小平对战士们的要求是严格的，同时对他们的关怀和爱护又是无微不至的。遵义会议后，邓小平分到了一匹马，但在过夹金山之前，这匹马死了。翻越雪山之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邓小平见到了早年一起留法勤工俭学的傅钟。这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傅钟送给邓小平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过草地时，身边的小战士走不动了，邓小平就跳下马来，说：“来吧，哪个走不动哪个先骑。”说完，便把身体最弱的扶上马，自己步行。有时几个战士都走不动了，邓小平一面鼓励他们坚持住，一面照顾他们轮流骑马前进，帮助这些小战士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程。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部队进行了休整。为补充长期消耗的体力，总政治部提出了“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并发给每个指战员一块银元。宣传队的队员们手捧银元，舍不得花。邓小平来看望大家时，队员们说：“邓部长，我们会餐，你参加不？”邓小平说：“好哇！吃什么呀？”队员们说：“每人凑一毛钱，买鸡吃！”“行啊！”邓小平说着，从口代里掏出一块银元，交给警卫员去买鸡。鸡吃完了，队员们擦干净嘴巴，都走了，谁也不再提起还钱的事了。几天后，邓小平见到这些小战士，逗趣地说：“哈哈！小鬼！我算是上了你们的当喽！”“哈哈哈哈……” 小战士们都得意地大笑起来。牛津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拉纳·米特认为，“中共的幸运在于它拥有具有战略思维的领导人。”当长征的行程逐渐展开后，“中共领导人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思考革命的本质。”从战略格局上看，我们党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红军将士表现出泰山压顶不弯腰，艰难困苦不后退，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独特禀赋。这种禀赋从哪里来？答案是，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真理。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遵循的是规律。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的基础之上。
部分内容节选自《党和红军为什么能赢得长征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