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范仲淹
谢邀范仲淹的时代，是波澜壮阔，却又充满英雄泪的时代。范仲淹本人又好似这个时代的擎天柱，认死理，特别轴，雷打不动。下面文长，把范仲淹文武和成长方面的事迹都捋了一遍，如有疏漏，还望斧正。范仲淹的出身坎坷，两岁丧父，其母改嫁商户朱家，才改善了生活。范仲淹改名朱说，但因为好诗书而不愿随养父从商，于是寄宿到醴泉寺读书，节俭度日。一日因规劝朱家子弟的奢侈作风而遭到反讽，因而得知自己并非朱家亲生子。于是羞愤之下“感泣辞母，去之南都入学舍”，决意脱离朱家，想以功名立身。学海漫漫，五年时间一晃而过，当范仲淹考取进士时，已然二十七岁。若是以常人的标准，范仲淹当可说是光宗耀祖了。但范不是常人，他的志向可比鸿鹄，他的理想是要经世济国，匡扶社稷。而当他初步达到这个目标的边缘时，他已经五十二岁了，起因便是来自仁宗朝的西北武事。仁宗康定元年三月，经韩琦带头及众朝臣举荐，五十二岁的范仲淹担任天章阁待制，出知永兴军，不久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一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的副手，对付西夏。其时北宋在西北的兵事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太宗时，虽然在兵锋上一度压制党项领袖李继迁。但党项人依靠地处偏僻，又在西北有群众基础，所以致使急功近利的太宗，始终没法在西北有效发展。到了真宗朝，在李继隆，曹玮等边将的主持建议下，北宋朝廷已然开始使用堡寨战法针对党项人和蕃人。简单来讲就是通过在西北边境修碉堡山寨发展根据地，慢慢得渗透和拉拢地方的蕃人，以抢人口加壁垒蚕食的方式，进行防御反击。党项人长于机动，弱于攻城，堡寨战法在短时间里有效的压制了其发展。然而党项人并不是简单的NPC，他们也是有着非常强的思考能力的。经过李继迁之子李德明一代的蛰伏，党项人在战法上已然有新的发展。既然攻不下山寨，那就避而不攻，专门针对暴露于野外的资源。等到宋军主动出击后，再通过高机动以优势兵力合围。康定元年正月，宋军名将刘平，便是因轻敌冒进，中了李元昊的合围，在三川口惨败，兵败被俘。韩琦和范仲淹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赶赴的陕西。与范仲淹的境遇相比，韩琦可说是年少得志。仁宗天圣五年，二十岁的韩琦进士及第参加殿试，作为主考官的仁宗皇帝也是初临轩试，并将韩琦列为一甲。君臣年纪相仿，如此际会，自是颇为相得。三川口之败后，韩琦是朝中第一个以安抚使名义派往陕西整治城池的官员，近乎于仁宗的代言人，其时不过三十二岁。而在当时对陕西地方的守御问题上，韩琦和范仲淹亦可说颇为相知。虽临大败，但二人都能沉住气，整治边军，增拓财源并免除地方的苛捐杂税以安定人心。然而仁宗皇帝却无法接受三川口的惨败，他自康定元年年初自年尾，五次下诏询问攻守之策，并直接催问何时开战。在这个节骨眼下，韩琦没有稳住，被仁宗的意志左右，被逼得走上了冒进的主战路线。而范仲淹也正是在此时，表现出了他坚若磐石的心智。面对皇帝的压力，范仲淹始终坚持反对的态度。并在奏折中言明，若是在当季度出兵，士兵们将会面临“雨雪大寒”的考验。物资粮草难以运输，西夏军有骑兵优势，机动力强，随时能切断宋军后勤，并予以围追堵截。除此之外，范仲淹认为对当时的西夏，更改采取怀柔的应对方针。只有等到适合出兵的季节，，再“贼马瘦人饥，其势易制，又可扰其耕种，纵无大获，亦不至有它虞。”这份奏折终于点醒了仁宗，但是却没有避免之后惨剧的发生。在奏折上交之前，西夏军已于庆历元年二月，由李元昊亲自率军十万进攻渭州。其时距离三川口不过一年时间，韩琦在仓促之下派遣大将任福以一万八千人前去御敌。任福本是西境名将，曾在白豹寨以阵亡一人的轻微损失大败西夏军。此番出战之初，便又在张家堡小胜敌军，于是任福便泛起了轻视西夏军之心。虽然韩琦出兵前曾再三叮嘱其不可轻敌冒进，但是和刘平一样，宋时武人过于轻佻重利的习性还是让他失去了理智。竟然全军轻装追至好水川，结果又被李元昊以优势兵力来了个合围，阵亡六千余人，任福父子及一干西军精锐将佐尽数战死。此次大败中，范仲淹虽然没有冒进派兵而保全了一路兵马，但也跟着韩琦一起遭到了降级，韩琦改知秦州，范仲淹改知庆州，依旧共守西陲。从人情来讲，范仲淹受韩琦推荐，却按兵不动，坐视其兵败，确实不够意思。事实上这也造成双方派系间的隔阂，以致在后来的水洛城事件上爆发。但是韩琦却难得的心胸开阔，从现实状况出发，信服了范仲淹的做法。从而最终让二人和手下的派系还是联合到了一起。范仲淹也很欣赏这个同级的晚辈，从此之后结为忘年之交。虽然后来仍然数次发生摩擦，但韩琦倒也多能装傻卖萌哄老范开心。韩范二人先是提议为了针对李元昊围而不攻的机动战法，西军除了要继续堡寨战法之外，更要建立起一支野战军来回巡视于境内。待得敌军深入，野战军伏于山间，以期和寨内军队前后夹击。从而弥补国境线过长，军力过于分散和机动力不足的问题。而针对之后的西北大爆兵，解决后勤运输问题。范仲淹还亲自带头开展屯田，从根本上解决前线的粮食问题。可以说是为之后神哲徽三朝对夏的战略反攻，打下了基础。同时，为了弥补三川口，好水川及后来的定川寨三战造成的西军军官层的严重损失，范仲淹大力提拔新锐将佐担任要职，组建新的西军将官团队。如狄青，种世衡，张亢，王信，刘拯，范恪，孙用，张忠，周美，赵明等，都是当时被范仲淹提拔，或在其麾下担任要职的名将。其中狄青和种世衡名声在外，自不必说，王信和范恪二人俱以勇武著称，最后更是都做到了三衙管军。其中最值得一说的则是张亢，虽是文官出身，却通晓边事。庆历元年，西夏军攻陷边陲丰州，切断了麟州与府州间的联系。于此危难之时，张亢一介书生，竟敢出任钤辖，单骑进入府州，组织和恢复地方的行政，获取水源，训练军队，收复了附近的要塞琉璃堡。而在之后战役中，张亢先是在柏子寨以寡敌众，率领三千人的运输队遭遇数万西夏军，并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志激励军队趁着风势击溃敌军。兔毛川之战中，张亢更是设计诱敌入围，以伏击大败敌军，斩首两千余级。但就是这么一颗西线最为明亮的将星，却先后被担任他上司的夏竦和明镐所不喜。最后看重并提拔他的仍然是范仲淹，张亢也因此得升泾原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渭州，走向个人巅峰。在此过程中，宋朝也终于通过韩范等人一系列的宏观调控及局部战役的弥补上，终于回归了对于西夏在战略上的压制。而在原州之战中，西夏军又被知州景泰击败，本质上粉碎了直捣关中的意图。与北宋的开战既无法开拓疆土，还要面对贸易停止的经济问题。于是在窘迫的处境下，于庆历四年，李元昊被迫去除帝号，重新称臣。虽然这个结果仍然差强人意，但范仲淹至少稳定了局势，并在实践上给出了战略反攻的方案。而他组建的新的班底，也为未来的反攻打下了基础。———————————————————-上面说的是武事，下面讲文事。一不小心写太长了，众看官多担待。。庆历三年八月，范仲淹以西线兵事之功得以进入两府，被仁宗拜为参知政事。九月，范仲淹上《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项主张，从而展开庆历变法。这次变法的核心说到底就是以“澄清吏治”为中心。范仲淹因为个性方正，又久历边事，是故在用人做事的方面比较务实且雷厉风行。恰逢当时北宋开国日久，内政问题积厚，官员尸位素餐者甚众。于是范仲淹对于新政颁布后的官吏考核，绝不容情。同是变法骨干的富弼劝他“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耶？”，范仲淹却留下了“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的千古名言。但是这样的剧烈变革必然会得罪大量的利益集团。而作为这样规模变法的中心人物，本身也必须要持身公正，不能留下把柄。范仲淹本人确实可称德才兼备，但是他的履历却给他留下了麻烦。其一，范仲淹早年先是遍历地方官职，于刘太后摄政末期担任文学侍从。其时仁宗已然成年却不得亲政，于是范仲淹便直接上书，要求刘太后归政，因此被罢免外放。临行时，受同僚送行，受赞：“范君此行，极为光耀。”明道二年，范仲淹受仁宗看重，返回朝中担任评议朝事的右司谏。其时仁宗和郭皇后不睦，被其失手刮伤。宰相吕夷简曾因郭皇后而被罢免，心有芥蒂，再相后便想趁此风波废掉皇后，说动仁宗。范仲淹却认为不妥，上书反对。不久便与一干言官被吕夷简系数罢免。吕夷简因此清议受损，与范仲淹交恶。景佑三年，范仲淹因为治水有功被调回京城，担任权知开封府，因其重视吏治，仅数月，便使地头蛇丛生，难以管制的的首都衙门“肃然称治”。其时的宰相仍然是吕夷简，因其根基深厚，党羽遍布朝野，难免会有开后门，任人唯亲的事情发生。于是范仲淹对待这个老对头自然不客气，拿出了昔日当言官时的战斗力深挖其黑材料。还绘制了张《百官图》图文并茂的和仁宗细细阐述吕夷简用人上的问题。其实讲道理，吕夷简虽然确有问题，但大节还算公忠体国。范仲淹这般弹劾，在程序上是有些过分的。再加上吕夷简党羽众多，范仲淹的过分刚直算是把当时朝中最大的派系给整个得罪了。（范仲淹的这个性和他基友郑戬还真是有点像）而直到后来范仲淹去世后，欧阳修为其撰写神道碑，拖了两年才写完。为的就是顾虑怎么处理范吕二人的恩怨往事。因为直到那时为止，吕夷简的门生仍然遍布朝野，为欧阳修所虑。而之后欧阳修也因为在神道碑上和稀泥太厉害而和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交恶。但综上可知，范仲淹早年的刚直，使他过份树敌，从而作为改革领袖，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其二，上文提到范仲淹曾执掌西线兵事，奈何兵戎之事多有事急从权的灰色地带。宋时边将多有掌握一笔公使钱，为的便是在一些急迫的军事问题上可有资金调度。其时的名将种世衡，张亢乃至范仲淹的好友滕宗谅等多有使用这笔钱收买人心培养间谍。但是范仲淹没想到当时自己身边却出了个大漏子。范仲淹的连襟郑戬也是个很轴的人，他虽然和范仲淹关系亲密，且政治主张相近，但是他却眼睛里完全容不得沙子。昔日他在开封知府的任上时，因为胥吏冯士元贪污受贿案，硬是挖出了背后有关的大佬知枢密院盛度，参政程琳乃至宰相吕夷简。若是换一般人的话大概就见好就收了，不想郑戬却一捞到底，不但流放冯士元，逼得盛度和程琳被罢免官职，还一度将吕夷简的儿子吕公绰和吕公弼逮捕。堪比人民的名义威力加强版。而在陕西任职时，他却同样看不惯滕宗谅，张亢，狄青，种世衡等人在灰色地带的游走。一封奏章弹劾上去，差点没把基友范仲淹新组建的班底打散。而到了变法时节，这桩公使钱案则又被反对变法的御史梁坚挖了出来，而同为范仲淹政敌的御史中丞王拱辰也跟着痛打落水狗，盯着滕宗谅集火。滕宗谅和范仲淹可是有着过命的交情。二人同年进士及第，昔日范仲淹在兴化县令任上时，抢修海堰治理水患。其时遇到暴风夹雪，和剧烈海潮，多有民夫伤亡。范仲淹却能和时任泰州军事判官的滕宗谅临危不乱，稳定人心，共同想方设法，冒着危险恢复了堤堰的修理工作。范仲淹欣赏滕宗谅的才能，自然在西线时对滕宗谅大加举荐，委以重任。滕宗谅虽然才能出众，但在德行上确实并非没有瑕疵。其时朝廷派太常博士燕度作为使者前往调查滕宗谅任内账簿，滕宗谅却将泾州任上的账簿系数焚毁。而范仲淹对这位好友也是全力营救，仁宗也自是知道这背后的政治故事，所以用和稀泥的手法只让滕宗谅降一级改知虢州。但是王拱辰不依不饶，在他的不断谏议下，滕宗谅最后还是改知岳州，同时因为这次风波遭殃的还有前文提到的张亢。范仲淹虽然救下了滕宗谅，但是自己的政治清誉却因此降低，这对变法新党是非常不利的。但好在此前范仲淹已然团结起了一批非常有能力的年轻变法骨干，其中包括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每一个都是能在青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人物。而新法条例当时也逐条得到实施，可以说一切早已上了轨道。所谓无欲则刚，政敌道他贪恋权位，范仲淹却只意在变法大业。眼看铺垫完成，后继有人，范仲淹便毅然请辞，上奏言：“今防秋事近，恐失於后时，愿圣慈早赐指挥，罢臣参知政事，知边上一郡，带安抚之名，足以照管边事，乞更不带招讨、部署职任。”于是仁宗出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奈何千算万算，还是出了变故。变法班底虽然因为年轻而充满朝气，但也因为年轻而透出了轻浮。时任集贤殿校理，监进奏院的苏舜钦是新法的支持者，他本人因才华横溢而被委以重任。但是这人持重不足，又好饮酒。时值进奏院祀神，苏舜钦用所拆奏封的废纸换钱置酒，并邀请了一批年轻才子变法骨干参加酒宴。席间有个大龄中二青年名叫王益柔，酒喝嗨了后竟然醉作《傲歌》妄谈国事。其时变法反对派正愁没有文章好作，这苏舜钦送上瞌睡枕头直接把事情引爆。在王拱辰，刘元瑜，宋祁，张方等御史的深挖黑材料下，所有参加宴会的官员都被罢免。庆历新政整个变法团队的中层几乎被抽空，想来范仲淹，韩琦等人知道这事后八成一口老血。由此庆历新政终告失败。下面该是总评了……北宋自澶渊之盟后，便进入了守成期。真宗和刘太后大致算靠谱的统治者，真宗因为少了些英主的底气而经常在关键问题上缺口气；刘太后作为宋朝第一个女主在与权臣的人事博弈上也留下了不少隐患。所以在仁宗亲政之初，整个社会并不可以说是很好的状态。而仁宗这个皇帝并没有天纵英才，他只是如万千常人一般平凡的年轻人。他想要处理和解决问题，但往往因为经验和智慧不足引发副作用。而对于仁宗朝的早期的一切隐患来说，范仲淹可能就是一个为此而生的修正者。刘太后想要仁宗在冬至时叩首跪拜，范仲淹上书反对。仁宗亲政后对刘太后感情复杂，范仲淹为其解开心结，优待刘氏一族。西线兵事不利，范仲淹前往经略兵事，驻守边陲，大力提拔武将。庆历七年，贝州王则兵变，文彦博率兵前往平定。整个战役中军功最显著者，便是范仲淹所提拔的大将王信。范仲淹去世同年，侬智高在广西起兵叛变。后三年为范仲淹所提拔的名将狄青所平定。仁宗早年因为权位未稳，曾通过一方面扶持台谏，一方面又频繁更换宰相的方式来保证皇权的稳固。却因此造成政事不一，朝臣党争过剧，朝廷处事效率低下的问题。是范仲淹通过庆历新政为仁宗明确了施政的底线，并且为他引导了一批年轻人才。终于等到嘉祐年间，仁宗朝的氛围得到改善。成长起来的韩琦，富弼等人都得以长期为相，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包拯任权御史中丞，大儒胡瑗任皇帝侍讲，其时众贤临朝，政风清明。而如范缜，司马光，王安石，杨真等人也显露头角。朝臣间因为多有“庆历旧臣”，而颇为和睦。仁宗本人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统治者，他终于能对臣下信任不疑，再加上他本性宽仁，与朝臣颇为相得，故而开创了一个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黄金时代。而为这个嘉祐之治打下基础，稳固朝野局势中功勋最显著者便是范仲淹。我们人人都知道做人要讲道理，但是每当遇到人情，遇到变故，就可能动摇心智。诚如韩琦，欧阳修虽一时英杰，却都不能免俗。而唯有范仲淹，一生持正，始终以公理处事，坚如磐石。无愧于江山之固，一个讲道理的人。
宋代名臣范仲淹，字希文，989年生于江苏吴县，他的生母生父早年亡，继母谢氏无以为生，便改嫁于青阳县长山朱文瀚。当时，尚在襁褓之中的范仲淹，也随继母育于朱家，不久，朱氏因病而亡，范仲淹全由继母抚养长大。尽管生活贫苦，但他坚持刻苦读书。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与滕子京同时进士及第，不久，便邀滕子京来青阳长山，并赴九华山游憩。 从此，两人成为至交。 范仲淹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庆历三年(1043)，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这年9月，他奉诏条上十事，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桑农”、“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意欲改革时弊、考核官吏、裁减闲冗。 但他提出的所谓“新政”，前后只一年时间，便因贵族官僚的攻击和反对而告失败。庆历四年，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翌年初又被罢。滕子京中进士后也曾任京官多年，后因被人诬告，于仁宗庆历四年贬为岳州(岳阳县)知州。1046年，滕子京重修建于唐初的岳阳楼，并加以扩建，把唐宋人咏岳阳楼的诗赋刻在石上，嵌于楼壁。 范仲淹于这年9月15日“作文以记之”。尽管他们当时或被谪贬，或被罢官，但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是指出自己的更高抱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这样的思想境界，《岳阳楼记》成了世世代代的名篇。 范仲淹在池州许多地方留下足迹，《建德县志》卷之九中，载有他的一首题为《尧庙》的诗:“千古如天日，巍巍与善功。 禹终平洚水，舜载致熏风。江海生灵外，乾坤揖让中。乡人不知此，萧鼓谢年丰。”历史悠久的建德(今东至)县，素有尧舜之乡的称誉。尧庙即位于县城尧渡镇北10公里处的历山。相传舜帝耕于此山，尧帝千里来访。所以，历山及县城有多处皆以“尧舜”命名。范仲淹游历山唱尧庙，也许罢官之后游此而作，亦或进士及第所写，均无从考据。 《尧庙》这首诗是对尧舜功勋的赞颂。 范仲淹卒于1052年，卒谥文正，生前著有《范文正公集》。因其与池州结下不解之缘，后人对其十分景仰。清代，曾在范仲淹少时居地的长山(今青阳木镇长山村)，建有范文正公祠堂，“为屋十楣，有室以奉遗像，有堂以严祭享，有廊以居守祀者”(丁黼:《范文正公祠堂记》)。 由此可见，范氏祠堂规模之大。惜历经兵火，今已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