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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对丝绸之路的知识和理解
海上丝绸之路在陆上丝绸之路之前，已有了海上丝绸之路。它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东海丝路东海起航线最晚始自周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时，他封箕子到朝鲜，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由此通过黄海最早传到了朝鲜。南海丝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取代徐闻、合浦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依然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自古以来，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有多条航线。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7a686964616fe4b893e5b19e31333264643163号访粤，标志着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的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因运送其他货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东海起航线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箕子于是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陆抵达朝鲜。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兵吞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和随身养蚕技术不断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 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通过朝鲜半岛或经由日本海环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关于蚕业的传说。传说在公元前219~210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丹，曾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船员、百工、数千人东渡日本，传播养蚕技术，日本人民后尊祀徐福为“蚕神”。也有记载说，公元前三世纪，江浙一带的吴地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至日本，传授蚕织和缝制吴服的技艺。其后，内地人士或经由朝鲜、或从山东出发，三三两两地到日本定居，交往十分密切，并促进了日本蚕业的发展。 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6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公元三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他们在浙江台州获得青色绫，带回日本作样板，仿制彩色锦、绫、夹缬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国唐代的名称，如：绞缬、腊缬、罗、绸、绫、羽等。 唐代，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当时日本的首都，可以说是中国丝绸之路的终点，正仓院则是贮藏官府文物的场所。今日的正仓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其中的很多丝织品即使在大陆也很难见到，诸如彩色印花锦缎、狮子唐草奏乐纹锦、莲花大纹锦、狩猎纹锦、鹿唐草纹锦、莲花纹锦等，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当时在日本制作的、兼具唐代风格与日本民族特色的丝织品。 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国丝绸被运往日本。元代，政府在宁波、泉州、广州、上海、澉浦、温州、杭州设置市舶司，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龙缎、苏杭五色缎、花宣缎、杂色绢、丹山锦、水绫丝布等。明代则是日本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生丝、绢、缎、金锦等不计其数。 清初（1644年），统治者担心国内人民出海与明末抗清志士勾结，于是采取海禁政策，后由于国内外的强烈反对而继续开放。此时，日本仍继续大量进口中国生丝。1633~1672年间，日本每年进口的中国丝仍在20万斤以上，这是由于日本人民服用丝绸十分普遍，而当时的日本国战乱连连、蚕业衰退，国内生产的生丝数量锐减、品质不良的缘故。此时还有山东、陕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人直接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远航至日本等国，以中国的绸绫等换取椒、檀、铜、藤等货物。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国政府为了换取日本出产的铜，允许中日官方往来，进行丝绸贸易。此后，中国的丝绸更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日本。 日本在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同时，积极引进中国的桑种、蚕种和先进技术，并于1868年前后确立了振兴蚕丝业的基本国策，积极学习欧洲的蚕丝实验科学，订立奖励专利政策，兴办科教机构，蚕丝业从此欣欣向荣。1909年，日本出口的生丝已达到8372吨，超过了中国（7480吨），位居国际首位，其后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直到1977年产丝量才重又超过了日本。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在隋唐以前，它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但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唐宋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当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国内运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明初郑和下西洋时，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由于实施海禁政策，我国的航海业开始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消亡了。 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 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在海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的历史中，相对其他沿海港口，广州被认为是唯一长期不衰的港口。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明清时期，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有3条航线。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访粤，标志着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开通。 有足够的史料和文物证明，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是广州。目前保存在广州市内各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遗址共有20多处，包括南海神庙、怀圣寺光塔、光孝寺、清真先贤古墓、华林寺、莲花塔、沙面西式建筑等，其中怀圣寺就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清真寺。目前广东有关部门正在积极推动“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宋朝是当时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是唐朝，其实不然。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之一，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宋朝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那时中国四大发明的三项发明在宋代得到大规模实际的运用，像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瓷器工艺的重要改革等。宋朝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技术都达到了古代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宋代的GDP占当时全球的50%。国家的综合实力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宋朝都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国。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是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两宋的对外贸易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涌现出广州、泉州一类港口城市。据西方史学家的研究，两宋的对外年贸易量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同年的总和，中国商人几乎控制着从中国沿海到非洲东海岸、红海沿岸的主要港口。 用已故著名学者邓广铭教授的话来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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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加了队其他国家的了解、促进了经济发展、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
东西方之间的文明有着很大的差异，在古时的中国，经济、科技都以绝对的优势领先于世界，而西方也有着其杰出的科技和文明。丝绸之路的影响就是在于让东西方的文明有了一个互相交流和认识的途径。
自从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后，行走、运输在丝绸之路上的丝绸、缎帛、陶器等物络绎不绝。在汉代，中国的丝织业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而在古代西方，是没有丝绸的。西方人见到丝绸后，都惊叹于其亮丽柔软的外表，皆以能拥有丝绸为荣。中国的丝绸，早在春秋时期便已经远销国外，到了汉代丝路开辟后，每年大量的丝绸更是销往西方欧洲等国，为当时的汉朝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丝绸之路途径的其他小国，见识到了汉朝的繁荣昌盛之后，都愿意和汉朝进行贸易往来。中国和西域各国，都将丝绸视为两国友好的标志。当时在中东和西域地区出售的丝绸价格，都是非常高的，这让西方人认为，汉朝是一个物产极其丰富的国家，开始对东方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
相对于丝绸，另外从中国出口的还有金银、镜子，甚至鸟类等西方所没有的物资，令西方人大开眼界。而从西方运往东方的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波菜、黄瓜等产物，也是东方人前所未见的。尤其是从阿拉伯天文学和医学知识，为东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让东方人率先接触了伊斯兰教的文化。
丝绸之路的影响主要是对于不同种族、不同文明之间，架起了文化和经济的桥梁，为东西方，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来生产丝织品的国家。中国的丝织品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源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大量的百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维持度，对中西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问了重要的贡献。通过丝绸之路中国走向了世界和其他文明区域建立了联系，东西答方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
“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及其途经城市分布地势图，审图号：GS（2016）1763号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监制
古代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文明交流交融最耀眼的舞台，它浓缩了亚欧大陆漫长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演进，见证了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与交融。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商品互通、文化交汇、文明包容、人文交流、科技互动，沿线各国人民共同谱写了经济互利、人文互启的伟大的史诗乐章。
一、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
古代丝绸之路跨越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跨越不同国度和肤色人民的聚居地。不同文明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共同绘就了人类文明繁荣的壮丽篇章。古代丝绸之路成为人类历史上文明交流、互鉴、共存的典范，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古代丝绸之路开创性地打通东西方大通道，首次构建起世界交通线路大网络。古代丝绸之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堪称世界道路交通史上的奇迹。大大小小、难以胜数的中外交通线路，构成古代丝绸之路的“血脉经络”，构筑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基本格局，建构了古代东西方世界相互连通的交通网络，成为亚欧大陆之间最为便捷的通道。
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古代伊朗）崛起，成为横跨亚欧非的庞大帝国，为三大洲道路连接提供了条件。公元前4世纪，随着亚历山大东征，贯穿东西的交通线得以连通，由欧洲、中亚进入我国中原的交通线也畅通起来。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正式贯通了中原至西域的通道。公元73年，班超前往西域，之后甘英奉命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由此打通了由西域至条支（在今伊朗一带）和安息（西亚古国，领有伊朗高原及两河流域），并抵达波斯湾沿岸的道路。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开始出现。西汉中叶，汉武帝遣使远航，到达锡兰（今斯里兰卡），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
有人把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主线划分为西北丝绸之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东北亚丝绸之路，把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划分为东洋航线、南洋航线和西洋航线，但事实上，古代陆地和海上通道远比这些要多。众多的通道使得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东西方使节、商队、僧侣、学者、工匠川流不息、络绎不绝，沿线国家商贸与人文交流的半径由此被大大扩展，贸易市场半径由此被大大拓宽。唐朝宰相贾耽记载了唐与大食（阿拉伯帝国）之间的“安西入西域道”和“广州通海夷道”，同一时期的阿拉伯地理名著《道里邦国志》记载了连接阿拉伯世界与我国的“呼罗珊大道”。中外文献对丝绸之路相向而行的记载彼此呼应，表明丝绸之路不仅通衢广陌，并且是最具活力的国际贸易走廊。道路的互联互通，既是古代丝绸之路持续发展最基本的前提，也是古代丝绸之路最突出的标志。
古代丝绸之路极大地促进了商品大流通，率先实现了东西方商贸互通和经济往来。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商贸往来的生命线，通过丝绸之路，我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漆器等商品源源不断输出到沿线国家；来自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珠宝、药材、香料以及葡萄、胡麻、胡桃、胡萝卜、胡瓜等各类农作物络绎不绝进入我国。
丝绸是沿线国家商品交易中最主要的高档货物。原产于我国的丝绸，在古代西方国家十分名贵。在古希腊购丝绸、穿丝绸成为富有和地位的象征，甚至公元前5世纪希腊帕特农神庙的“命运女神”和埃里契西翁的加里亚狄像等身上都穿着透明的中国丝织长袍。安敦尼执政时期，中国丝绸几经转手到了罗马，已是贵若黄金。在阿赫门王朝时期，丝绸产品和生丝是波斯与中国商人交易的大宗商品，波斯人采用萨珊传统纺织方式进行再加工，赋予中国丝绸新的活力。在中亚，索格底亚那（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商人精通丝绸贸易，公元4世纪时，我国长安等地集聚着不少以经营丝绸为主的索格底亚那商人。为了争夺对中国丝绸贸易之利，公元571年拜占庭联合突厥与波斯发生了一场长达20年之久的“丝绸之战”。
公元5世纪前后，我国茶叶通过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陆续传入南亚、中亚、西亚，15世纪一经传入即迅速风靡整个欧洲。茶叶贸易使沿线国家的贸易收入大幅增加，带动了沿线经济的繁荣及相关行业的突飞猛进，转口贸易也随之长足发展。茶叶改变了中世纪欧洲人的生活方式，茶叶贸易影响了中世纪欧洲的资本和经济体系。17世纪以前，中亚和欧洲人日常使用的器皿主要是陶器、木器和金银器。随着中国瓷器的大量输入，西方不仅激起了一股“中国热”，而且掀起了一场日用品革命，欧洲制瓷业兴起，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随之发生重大变革。
古代丝绸之路推动了科学技术的交互传播，广泛而又深刻地推动了沿线国家生产进步乃至社会变革。丝绸之路是我国与沿线各国科学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欧洲近代工业革命之前，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以及炼铁术等技术，通过丝绸之路相继传入西方，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因素。
我国古代造纸术大约从公元4世纪起传入朝鲜和日本，公元8世纪传入中亚、北非和欧洲。公元751年，怛逻斯战役中被大食俘虏的唐朝士兵不少擅长造纸，大食依靠他们在撒马尔罕开办了造纸厂，“撒马尔罕纸”以其精美适用而闻名遐迩。8世纪末，阿拔斯王朝先后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开办造纸厂，大马士革一度成为欧洲用纸的主产地，造纸技术又传到埃及、摩洛哥。随着12世纪西班牙、法国出现造纸作坊，中国造纸术席卷意大利、德国、英国。
我国古代印刷术是沿丝绸之路西传的又一重要技术。早在公元7世纪我国就发明雕版印刷，在吐鲁番、敦煌等地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北宋时期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不久，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至13世纪，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将这一技术带回欧洲。15世纪时，欧洲人谷登堡利用印刷术印出了一部《圣经》。1466年欧洲第一家印刷厂在意大利设立，印刷技术迅速传遍整个欧洲。
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培根盛赞中国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他说：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3页）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三大发明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事实上，我国四大发明的西传，为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重要条件。
古代丝绸之路助推了多样性文化交流，是东西方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明相互浸染、相互包容的重要纽带。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彼此融合的文明之路，丝绸之路横跨亚欧非数十国，把中华、印度、埃及、波斯、阿拉伯及希腊、罗马等各古老文明联结了起来、交融了起来。
东西方文化交流遍及音乐歌舞、天文历算、文学语言、服装服饰、生活习俗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民乐相互传播、相互影响、相互借鉴，通过与当地音乐形式、演奏技巧的有机融合，不仅成为沿线国家民族化、地域化的代表和标志，而且深深地镌刻在了沿线各国各民族文学、戏曲、歌舞伴奏、民间生活等各个方面。被称为“民乐之王”的琵琶，在南北朝时通过丝绸之路从波斯经由西域传入我国，不仅在隋唐成为九部、十部乐中的主要乐器，而且造就了无锡派、平湖派、浦东派、崇明派等多个琵琶流派，以及《塞上曲》、《夕阳箫鼓》、《十面埋伏》等传世名曲，白居易、元稹、苏轼等文人墨客都留下了咏叹琵琶的流芳千古的诗词歌赋。在唐代，琵琶从我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从我国传入日本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至今收藏于日本奈良东大寺，堪称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稀世珍品。
曾经活跃在丝路之上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历史无法一一记录他们的名字，但仍然有不少文化使者名垂千古。公元627年，玄奘历时17年西行5万里，游历110余国，带回657部佛经，翻译经论75部，堪称继承印度正统佛教学说的集大成者。公元753年，六次东渡终获成功的鉴真，在日本弘传佛法，开创门派，被日本人民誉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天平之甍”。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经中东远道而来，历时4年多，于1275年到达元大都。他在我国游历17年后写下《马可·波罗游记》，激发了欧洲人对古老中国的热烈向往。14世纪初，阿拉伯伟大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从非洲之角摩洛哥来到我国，书写了中阿文化交流新篇章。1405年至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扬帆9万里，足迹遍及西太平洋和印度洋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中华文明远播四海。
早在公元1世纪初，儒学已传入朝鲜，《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成为朝鲜人的经典读物。5世纪以前，儒学经朝鲜传入日本，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到日本的儒家学者。隋唐时期，日本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学习中国文化，回国后他们借用汉字的偏旁部首和草书，创造了日文的片假名和平假名，而儒家文化随之普及到日本社会各个阶层。
文化的交流、交融和互动，与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相伴始终，丝绸之路在把多种文化、多种文明紧紧连接起来的同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丝路文化和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作出了不朽贡献。
二、古代丝绸之路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启示
虽然古代丝绸之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起有伏，但通过贯穿东西方的陆海通道，最终实现了人类文明史上商品物产大流通、科学技术大传播、多元文化大交融，这是不争的事实。古代丝绸之路的兴衰史，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经济社会的繁荣是基本动因。经济繁荣是国运昌盛的缩影，是古代丝绸之路形成发展的先决条件。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兴盛之时大都是古代中国最强盛之时。从汉唐到宋元，从明代到清中叶，我国综合国力强盛，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能。
两汉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领先于世界。铁器与牛耕普遍使用，水利设施大量兴修；冶铁、铸铜、煮盐、纺织和漆器业兴起。官铸五铢钱的通用，为商业注入活力，使商品交换从以物易物转型为物币交换，带动了长安、洛阳、邯郸等商业性都会的兴旺。都城长安九市中以东、西二市最大，尤以东市最繁华，市内商贩云集，商铺林立，各类货物琳琅满目。
唐代经济社会空前繁荣。公元628年唐朝完成统一后，兴建大型水利工程160多项。以曲辕犁和筒车为代表的生产工具广泛使用，促使农业蒸蒸日上，到公元749年官仓存粮达9600万石。丝织业、造船业以及以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唐三彩为代表的陶瓷业异常发达。柜坊和飞钱的出现，使商业贸易和资本流通更加便利。长安城繁花似锦，整座城市面积超过8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
经济的高度繁荣，使我国成为丝绸之路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引领者。而古代丝绸之路聚合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商贸、产业、资源配置，成为各方利益交汇的经济走廊。历史表明，经济的进步和繁荣既是丝绸之路形成的基础，也是丝绸之路持久兴旺的动力源泉。
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国家强盛才能充满信心开放，而开放促进一个国家进一步强盛。历史新起点，带来发展新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乘国家改革开放之势而上，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势而为，为我国更好、更持续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开辟了崭新路径。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沿线6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目前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潜力、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沿线各国无一例外地面临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展开多层面宽领域国际合作的愿望和诉求，同时也不同程度面临多种问题，如资源短缺、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网络攻击、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这些问题制约和影响各国各地区的发展。积极应对挑战，已成为全球共识。借中国快速发展之势，实现本国发展目标，成为沿线多数国家的愿望。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沿线国家发展经济、维护稳定、改善民生的现实需求，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成为推动当今国际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
政府引导与主体参与有机统一是客观要求。有人认为，古代丝绸之路从未有过政府的经营，完全依赖于民间的自发。这个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历代政府在丝绸之路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西汉政府设置大鸿胪一职，专门负责接待外国贡使和商人，同时建立了“过所”制度，对过往人员进行规范管理。北魏朝廷在洛阳设立“四夷馆”，款待外国商人和使节。唐朝政府对外商实施保护政策，下令任由外商贸易往来，“不得重加率税”。继公元714年唐朝政府在广州设市舶使后，公元971年起宋朝在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多处设置市舶司掌管海上贸易。元朝颁布了保护船商的“市舶则法”，制定了由国家出财资，船商进行海上贸易的“官本船”制度等。可见，历代政府设置官职、制定规则、出台政策，为丝绸之路贸易提供了制度支持；稳定边疆、建立驿站、军事戍守，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安全保障；与沿线国家和各民族讲信修睦、守望相助，为丝绸之路的发展营造出良性的外部环境。
当然，古代丝绸之路贸易往来最活跃的元素主要来自于民间，甚至民间贸易始终占据着古代丝绸之路最显著位置。往来于丝路的群体，几乎囊括了沿线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包括了僧侣、学者、工匠、商队、贩客等，呈现出参与群体多元化、贸易行业多类型、贸易形式多样化的特征。
历史表明，政府支持与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作用，是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基本保障，二者缺一不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离不开政府引导和参与主体的有机结合、相互协调，只有使两者形成合力，才能激发出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活力。作为政府既要发挥把握方向、统筹协调的作用，又要发挥市场作用，同时要着力构建以市场为基础、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广泛调动各类企业参与，引导更多社会力量投入“一带一路”建设。各类企业要进一步顺应“一带一路”建设大势，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更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更好把自身发展与沿线国家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
和平稳定是必要前提。古代丝绸之路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基于和谐的政治氛围、融洽的民族关系、安定的沿线环境，实现了东西方跨国商贸活动和跨种族文化交流。
古代丝绸之路从形成伊始，就与沿线国家政治的稳定度、彼此关系的和谐度息息相关。我国始终以和为贵、以诚相待，与沿线国家维系了长期和平稳定的政治关系。“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这一关系在中国与沿线国家人民持久友好的交往中得到体现和印证。
汉唐宋元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先后与沿线上百个国家或民族和睦相处。古罗马、波斯、大食相继兴盛一时，它们与我国相互尊重、友善交往。“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丝绸之路赢得了大发展、大繁荣。
东汉末到隋朝、晚唐到元初，中原内乱、民族分裂、社会动荡，对外关系交恶、战事冲突频发，沿线安全无保障，商贸活动被冲击，丝绸之路不可避免地陷入萧条和萎缩。
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血腥扩张建立殖民统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我国是推动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国度，但从来没有借此对外侵略扩张，更没有因为丝路之便占有他人一寸土地，因而赢得了沿线国家的信任和仰慕，丝绸之路因此成为各国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典范。葡萄牙人描述明代海上贸易时说，“如此之自由”，“除绞架和市标外一无所缺”。（C. R. 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第133页）这一记述无疑是最好的写照。
历史表明，和平稳定的政治局面和共同发展的共赢理念，是推动丝绸之路走向繁荣的关键因素，也是丝绸之路的本质属性。当我国和沿线国家共有稳定安宁的良好政治氛围时，丝绸之路就会兴旺；当我国和沿线国家共享平等交往、共同发展的融洽关系时，丝绸之路就会昌盛。
当今国际社会呈现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特点，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在越来越多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如何、是否愿意，实际上都已经处在一个命运相关的共同体当中。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安全层面，丝路沿线国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沿线各国政府需要不断加强政策沟通，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共同构建多层次沟通交流机制，共同维护好丝绸之路沿线和平与稳定，共同打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开放包容是重要支撑。沿线各国人民之所以能共同创造古代丝绸之路的辉煌，核心的理念就在于“开放包容”。沿线各国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以开放的心态，尊重彼此文明形态；以包容的观念，善待各自文化差异，从而实现了商品互补、文化互鉴、文明互动。
因为开放，才有自由的经贸活动，从而使多种经济要素兼容并包、商品流通取长补短、市场交易各取所需；因为包容，才有多样性文明的交融，从而使各种文化元素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众多学说思想百花齐放、流光溢彩。史载“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服。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三）这一繁荣景象即是开放包容最真切的体现。
在古代丝绸之路贸易中，我国一向推崇讲情重义、先义后利、互惠互利。唐朝政府要求各地官员对胡商“常加存问”，“接以仁恩，使其感悦”。讲诚信、重公平，始终是古代中国与沿线各国贸易交往的行为规范。
有学者考证，唐朝在全国设驿站1639所，仅广州的外国客商就有12万人，与唐朝有交往的国家或部族达189个，南亚、中亚和西亚来唐使团共343次。明朝郑和下西洋期间，沿线国家使节来华318次，平均每年15次，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到达。“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古代中国之所以有庞大的丝绸之路“朋友圈”，得益于开放，受惠于包容。
历史表明，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智慧能独立支撑整个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不同国家和民族只有相互尊重、彼此包容，才能创造出引领时代的文明成果。对外开放、合作共赢是国家强大、社会进步的重要前提；自我封闭、盲目自大，必然导致落后。超越文明属性、制度差异、发展水平，坚持开放包容、合作交流，是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难题的重要途径。
我国的繁荣发展源于改革开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改革开放，而“一带一路”倡议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一带一路”建设无疑是我国敞开对外开放大门的重要标志，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引擎。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建立国际合作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国际合作经济带，实现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良性互动，从而构建起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
文明互鉴是动力源泉。古代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持续的跨文明交流对话，记录也见证了沿线不同国家、众多民族的成长历程，丝绸之路成为全人类的集体记忆。
丝路沿线不同国度有各具特色的灿烂文化和文明因子，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建筑艺术，古希腊的哲学、文学和史学，两河流域的城市建筑、艺术、天文学等。宗教则是古代丝路不同文明互动交融的又一重要元素，诸多宗教在丝路沿线诞生，在丝路沿线传播，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对沿线各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丝绸之路之所以持续时间长、富有生命力，原因就在于思想文化纽带的连结、精神力量的支撑和多元文明的传承。不同地区的文化发展有各自内在逻辑，不同文化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丝绸之路沿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文化的交流、交融甚至交锋中，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理解，哲学思想、教化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得到充分展示、深入交流，缔造出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
历史表明，多种文明汇聚而成的价值底蕴，是古代丝绸之路充满活力的动力源泉。文化的互学互鉴，是丝绸之路生生不息的精神支点，是丝绸之路魅力永恒的精髓所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只要坚持丝路精神，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
三、古代丝绸之路对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古代丝绸之路深厚的历史积淀，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它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思想源头，而且是共建“一带一路”的行动基础。
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不只是人们的记忆，更是“一带一路”建设继往开来的底蕴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以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视野，在吸取和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创新的理念和创新的思维，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使沿线各国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一带一路”给他们带来的好处。由此而言，“一带一路”倡议绝不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翻版，更不是所谓通过“一带一路”恢复历史上的“朝贡关系”，而是一次伟大的超越，其内涵和外延都是古代丝绸之路无法比拟的。
由古代丝绸之路历史所汇聚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是人类文明进步繁荣的精神内核。古代丝绸之路昭示了不同文明之间彼此交融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揭示了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动的历史轨迹和历史规律。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要义的伟大丝路精神，源于古代丝绸之路历史上的辉煌与磨难，彰显了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取向。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宏大目标，必须在中国和沿线各国人民中形成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从而给“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营造和谐融洽的人文环境，使“一带一路”成为文化交流之路、文明对话之路。
古代丝绸之路奏响了道路相通、贸易流通、文化互通的历史序曲，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加速了人类发展进程。“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经济全球化、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迈进的过程中，必将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选择。如同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不是中国一个国家创造的一样，“一带一路”也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不是中国的独享地带。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必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遵循平等、追求互利，让沿线国家和人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起更加紧密、更加高效的联系，与沿线国家形成持续稳定、相向而行、协调一致的政策行动；把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长期目标，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与沿线国家一道久久为功，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尽管古代丝绸之路曾经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但它所凝练的价值理念为共同绘制好“一带一路”建设精谨细腻的“工笔画”，厚植了根基、提供了源泉、注入了动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需要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参与，也需要从古代丝绸之路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中汲取养分，从而使“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更加牢固、步伐更加稳健。
来源：《求是》2019/01
作者：李国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通往西域之路，原来就相当于亚欧大陆桥，沟通朝廷与吐蕃的国家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而且有很多丝绸都是中国运的）。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历史意义
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促成汉朝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条丝绸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条重要通路。在工业化到来的时刻，完成了它的使命。它已被东起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10900公里长的新亚欧大陆桥所取代。但是，它仍有可开发的新价值。
商品交流
丝绸之路上的驼队
正如“丝绸之路”的名称，在这条逾7000公里的长路上，丝绸与同样原产中国的瓷器一样，成为当时一个东亚强盛文明象征。丝绸不仅是丝路上重要的奢侈消费品，也是中国历朝政府的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中国的友好使节出使西域乃至更远的国家时，往往将丝绸作为表示两国友好的有效手段。并且丝绸的西传也少许改变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印象，由于西传至君士坦丁堡的丝绸和瓷器价格奇高，令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乃至东亚是一个物产丰盈的富裕地区。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家中使用瓷器为富有荣耀的象征。此外，阿富汗的青金石也随着商队的行进不断流入欧亚各地。这种远早于丝绸的贸易品在欧亚大陆的广泛传播为带动欧亚贸易交流做出了贡献。这种珍贵的商品曾是两河流域各国财富的象征。当青金石流传到印度后，被那里的佛教徒供奉为佛教七宝之一，令青金石增添了悠远的宗教色彩。而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波菜（又称为波斯菜）、黄瓜（汉时称胡瓜）、石榴等的传播为东亚人的日常饮食增添了更多的选择。西域特产的葡萄酒经过历史的发展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酒文化当中。商队从中国主要运出铁器、金器、银器、镜子和其他豪华制品。运往中国的是稀有动物和鸟类、植物、皮货、药材、香料、珠宝首饰。
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 '丝绸之路'简图
技术西传 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印刷品：唐代的《金刚经》就发现于敦煌。造纸术曾经为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这种技术似乎只有东亚及南亚部分国家才有发达的造纸工业。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纸制品开始在西域以及更远的地方出现。人们已在在楼兰遗迹的考古发现了2世纪的古纸。而中亚地区虽然也是用纸，但没有发现造纸工业的证据。很多人认为造纸术的西传为欧洲及中亚带来了一次巨大的变革，而最初这场变革却是残酷的：唐朝与新兴的阿巴斯王朝在中亚的势力摩擦不断。在对中亚政治格局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怛罗斯战役中，阿拉伯人将中国战俘沿着丝绸之路带回撒马尔罕，而这些战俘中就有长于造纸术的中国工匠。最终造纸术就这样传播到世界各地。 西域 丝绸之路
地区沙漠密布，各国的繁荣与水往往是脱不开关系的。天山与昆仑山溶化的雪水是西域的主要补给水源之一。然而收集这些雪水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溶化后积聚在山脚的水很短时间就会被蒸发或渗入地下。自汉朝派遣军队囤积在西域发展农业时，流传于山区的坎儿井和井渠技术被同样需要水源的军人使用在西域，并逐步流传至更远的国家。早先西域地区坎儿井技术究竟是由中国还是波斯传入西域一直事件有争议的问题。不过井渠技术和穿井法被证实是用中国传向西方：《史记》中记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攻7a686964616fe78988e69d8331333264643163打大宛，利用断绝水源的方式围困城市。然“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令大宛人坚持了很长时间。 中国古代印刷术也是沿著丝路逐渐西传的技术之一。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已经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其中唐代的《金刚经》雕版残本如今仍保存于英国。这说明印刷术在唐代至少已传播至中亚。13世纪时期，不少欧洲旅行者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将这种技术带回欧洲。15世纪时，欧洲人谷腾堡利用印刷术印出了一部《圣经》。1466年，第一个印刷厂在意大利出现，令这种便于文化传播的技术很快传遍了整个欧洲。
宗教思想交流
唐朝（7世纪）时在中国北方发现的西方传教士像东汉初期，佛教自于闻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侧之“丝绸之路”子孔道，全面传到西域各国。关于佛教传入西域地区，目前尚有许多说法。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基本看法是：佛教早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晚在公元前1世纪末已传入西域了”。据此，佛教公元前87年传入西域于阗以后，公元前60年至公元前10年左右自佛教圣地于阗向西或北方向传播到叶城、莎车、塔什库尔干、喀什、阿克苏、库车、焉首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北路各地和向东北方向传播到且末、若羌、米兰、楼兰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南北路诸地是理所当然之事。除了佛教，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也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取得了很多人的信仰。并沿着丝绸之路的分支，传播到韩国、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 拜火教（一名为祆教）是中国人对波斯琐罗亚斯德教（这可能与西域地区与拜火教敌视的伊斯兰教有关。）的称呼，该教于前5—前1世纪沿丝路向东方传播，被认为是最早传入西域的宗教。拜火教曾是波斯的国教，在阿拉伯帝国兴起后被迫东移。有记载当时西域各国都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受到当时南北朝时代的北方各国皇帝的支持，唐朝时也有许多祆祠以备“胡商祈福”，地方统治者为控制拜火教的发展，设立萨薄一职，试图将宗教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中。但该教宋朝以后则基本消失。其宗教风俗则被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所保留，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风俗。 景教则是叙利亚基督教聂斯脱里教派的一个分支，史料记载景教在唐代初期搏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长安兴建庙寺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到唐高宗年间，阿罗本被奉为镇国大法主，往后教堂亦挂上历代唐朝皇帝像。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景教徒伊斯曾协助郭子仪平乱，后被赐紫衣袈裟。从635年开始，景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150年，与祆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在会昌法难之后，景教慢慢走向衰弱，但一直延续到明朝天主教进入中国时。 从西方到东方丝路在元朝之后的逐渐不受注意后，间接刺激了欧洲海权兴起，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刊行后，中国及亚洲成为许多欧洲人向往的一片繁荣富裕的文明国度。西班牙、葡萄牙国家开始企图绕过被意大利和土耳其控制的地中海航线与旧有的丝绸之路，要经由海路接通中国，并希望能从中获得比丝路贸易更大的利润。一些国家也希望将本国的所信仰的宗教传至东方。1492年，哥伦布远航的一个目标就是最终能到达中国，并开创另一条比丝路更好的贸易要道，但他却在大的失望中带领欧洲发现了美洲这一块新大陆。于是哥伦布之后的探险家在美洲开启了新世界的殖民地时代，17世纪之后，荷兰与英国也陆续在非洲、美洲、南太平洋扩展他们的势力。19世纪初期，尽管欧洲强权已在海上遍布，中国依然被西方认为是向往之地，是最兴旺与古老的文明，学者多认为这是丝路在中西交流史上所带来的精神性影响，也造成西方在近代200年期间，认为与中国交易能获得巨大利润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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